王文奇

7月25日，一则网络短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迅速在中国网络刷屏，大量的人观看、转发，并引发广泛讨论。视频以一位在北京拼搏奋斗的人返乡后的视角，用11分钟的时间概述了二舅的大致生平，并对二舅当下的生活状态进行了重点展现。在作者的讲述中，这位曾是天才少年的二舅，因为被乡村医生打了几针，成了终身残疾，但也自学了木匠手艺，聊以谋生。如今在满是老人的乡村中，66岁的二舅奉养着88岁的老母，还能帮村里人修这修那，成为村里一个快乐的人。

这个视频被广泛转发后，引起的第一波评价是感动，是对二舅豁达、乐观的赞赏，可能也就是作者说治好他“精神内耗”的原初叙事逻辑。但很快，人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入，有不少人在反思这是不是在变相地歌颂困难？苦难，从来不是财富，苦难就是苦难，对于苦难，要么摆脱，要么承受，但不应被歌颂。我要说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是底层可以发声吗？

“底层可以发声吗？”这是印度底层研究学派（Subaltern Studies）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一篇论文的题目。20世纪80年代，印度有一批历史学者开始反思，之前印度的历史叙事都被精英叙事所笼罩，学者太着重关注英国殖民精英和印度本土精英的思想和行动，而印度底层民众的行动、意见却被遮掩了。

就在底层研究学派的学者要重新发现底层时，斯皮瓦克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Can the Subaltern Speak？因为底层在历史记述中已经失语了，即便想重新发现，也面临着资料上的困境。而且即使发现了资料，那也不可能是底层自我记述的。根据这样的资料经过重新叙事所展现的底层，真的还是历史上真实的底层吗？是不是又是一次精英主义式的、对底层的代言呢？

斯皮瓦克所问的问题，是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是缺少底层自我发声的可能才出现的问题。回到这个短视频，对二舅这样一位人物的个人记述，是完全可以让他本人在镜头前发声的，谈谈自己的人生，谈谈自己的心迹。但在这广泛传播的视频中，二舅这位当事人是失语的，作者没有给他任何发声的机会。所有文案都是以作者的视角在旁白，尽管镜头中的人物是二舅。作者是一位旁观者，二舅才是在场者，但从头至尾，都是旁观者在建构自己的逻辑，生成自己的叙事，然后以二舅面对苦难依然乐观的结论，来治好自己的“精神内耗”。或有意，或无意，作者采取了一种精英主义叙事。

精英主义叙事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真正理解底层。作者在短视频中说，二舅是全村第二快乐的人，那么设想，如果作者将这个短视频拿给村中其他那些没有二舅快乐的人，会不会也让他们治好精神内耗，也更快乐点呢？显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那些在观看、转发短视频中被治愈的人，相对于二舅来说都是精英，他们的被治愈，恰恰因为他们不是二舅，他们不是底层，他们都在以相对于二舅来说的精英身份，在旁观着底层生活，沉浸于视频作者所建构的精英主义叙事中。

底层，不应该被旁观。苦难，也不应该被轻描淡写。理解苦难，反思苦难，避免苦难，才是现代社会的应有进程。而这些，要从让底层发声开始。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