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开放是“公共品”

在这里，大国的开放尤其重要，因为大国开放本身就是世界经济的“公共品”。人们可以将此称为“最优”选择。

在学术界，很多学者把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归诸于大国（尤其是美国）没有提供此类“公共品”。但这里的大前提是，大国必须具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大国，有能力单独提供如此大量的“公共品”，这种能力还应当包括这个大国协调其他国家经济行为的能力。

但是，问题在于，一旦经济民族主义盛行起来，各国便会趋向自保，变得自私，国家间的协调必然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没有任何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大国有意愿，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如果大国本身选择了经济民族主义，国际经济合作就无从谈起。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

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各国就会选择“次优”方案，即稳定内部经济形势，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在稳定内部发展的前提下，再考虑全球化问题。

这种选择尽管是“次优”，但却是现实主义的，因为较之超出自身能力的“最优”选择，这种选择具有切实可行性。实际上，像中美这样的巨量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在于内部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战之后，美国之所以能够对世界经济如此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其市场的庞大和内部稳定的发展，以至于人们说美国的稳定几乎就是世界的稳定。反之，今天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这些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内部出现了问题，变得不可持续。

全球化是资本的本质

也就是说，经济民族主义已经盛行起来，并且汇聚了足够的动力。尽管各国仍然努力呼吁逆转这个局势，但实际上很多国家都会选择聚焦内部事务。从这个角度上看，不难理解今天的逆全球化。

很多人开始对未来的全球化感到担忧，甚至认为世界经济会从全球化走向封闭。尽管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但悲观主义也没有必要。理由也很简单，有诸多因素在继续推进全球化。

首先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中国要继续推进全球化。中国这样做当然是符合其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经过数十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资本短缺经济体转型为资本过剩经济体，中国资本“走出去”变得不可避免。

这些年来，中国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推动全球化，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消费着大量的外国商品。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放弃和退出中国市场。除中国外，日本和印度等较大经济体也有继续全球化的需要。

其次，很多传统上出口导向的较小经济体，更须要依靠全球化来生存和发展，它们联合起来也在推进全球化。尽管有时候它们会感到力不从心，但也是一股力量。

再次，即使今天趋向于搞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些国家，包括美国，人们也可以把它们的行为理解成为在内部整顿好之后再出发。全球化基本上是资本推动的，政府可以加速或者拖慢全球化，但很难消除全球化。资本的本质是全球化的，只要美国和西方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化就必然会继续下去。全球化不是有无的问题，而只是快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