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演进的经验

经验地说，在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决定了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了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它本身既是一个经济秩序，也是一个社会秩序。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层级的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尽管一些人对中国制度仍然充满不信任和怀疑，西方的“中国解体论”依然盛行，但如果人们足够现实，就不应该低估中国制度的生命力及其可能的外部影响力。中国制度演进的经验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对中国来说，意义在于找到了自己的模式，这是一个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1840年-1949年）、70年的建设探索（1949年-2019年）而得来的模式。如果一些人认为这个模式行将消失，他们将会很失望。

其次，中国经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参照意义。中国领导层也公开表示，尽管中国绝对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但中国经验可以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也正因为这样，今天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制度之间的竞争，而其他各方面的竞争，往往只是制度竞争的不同侧面表达而已。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他国家也会成功。

第三，对一个失序的西方来说，中国的制度探索也不无参考意义。究其本质来说，今天西方所面临的危机来自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的高度失衡。西方过去的成功来源于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今天，西方经济结构变化了，直接造就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政治结构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对西方来说，如果要缓和和解除目前的危机，就需要重新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要如何实现这个新平衡呢？

已经在中国出现的、还在演变过程的这种三层资本体制和三权分工合作体制，如果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外部制衡，从而实现双重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对整个人类经济政治体制的改进也是一种贡献。

或者说，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今天这个时代的需要。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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