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其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这一理论名噪一时，广为流传。

不过，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互相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不仅催生了内部新制度的诞生，而且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福山所说的西方“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70年的历程。这个并不容易的历程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1949年之前，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数代人经过艰苦的摸索，才找到了解决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实现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晚清以来内部积弱内乱和外部受人欺负的局面。当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时候，新中国的建设才刚刚开始。

刚刚建国之初，在外交上基本上被发达的西方所孤立，中国只好选择“生存外交”。先是实行“一边倒”政策，和当时的苏联站在一起。但同苏联交恶之后，中国走向了亚非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打破了西方的围堵和封锁。“生存外交”极其辛苦，但中国赢得了真正的独立自主外交。这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并没有对任何国家形成依赖，每一步都是独立的，这为内部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建国后对制度建设的探索

应当说，建国之后的30年里对制度建设做了很多探索，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即使是一些失败的探索，也在此后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不可否认，中国基本国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确立的，这些制度构架直到今天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被称为“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邓小平时代”。邓小平一代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在短短是40年时间里，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会能够找到有效的脱贫方式。在脱贫方面，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高度开放状态下实现的。如果毛泽东时代实现了一个独立的中国，那么邓小平时代，这个独立的国家高度融入了世界体系。这个融入并不是今天很多西方人所说的“西方施舍”，而是中国的主动融入。中国并没有步苏联的后尘，“另起炉灶”，而是选择加入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体系。

正是因为主动选择，中国抓住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实现了快速的崛起。而其他很多国家未能有效抓住这个机遇，甚至失去了这个机遇，这和它们的选择有关。也是因为主动的加入，中国在加入这个体系之后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世界体系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妨碍中国独立的外交和内政。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仅仅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

如果光有经济总量，但没有内部制度建设，这样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不可持续的。中国近代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例如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还强，但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所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