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但正是关键的制度因素，很多人就一直看不明白。

近代以来直到今天，大多数人（即使是中国人本身）一直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归纳为简单的几个词：封建、落后、愚昧和腐朽。而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又把1949年之后建立的制度视为是“落后的”，是需要被改革掉甚至废除的。近年来人们围绕着“中国模式”所展开的诸多争论，恰好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自“五四”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适合中国的好制度。他们迷信西方制度，总是以西方为“天”，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国就可以轻易崛起和强大。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很多人就简单地归诸于中国学习西方的结果，而根本忽视了中国本身在开放状态下所进行的制度创新。

没有人会怀疑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当代中国就是一个学习型大国，但如果简单地对西方制度照抄照搬，失败便是必然的。这一点早已经为历史所证实。二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尽管从理论上说，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有效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晚清至民国中国本身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实践层面，中国的制度变革和这些对西方的迷信，并没有任何有机的关联。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可以说进入第三阶段，即一个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时期。如果说十八大之前，人们对中国自己的体制还缺乏信心，不仅不敢正视自己体制的优势，反而认为自己的体制是必须被改掉的，那么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人们全面评估中国体制的优劣，并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低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程度上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两种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信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一旦三层资本失衡，无论是国家主义盛行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经济就会出现大问题，人们因此必须不断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自古至今，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经济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平准市场等重要责任；而民间资本提供的则更多的是创新和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构造了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又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就了今天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而融合了建国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

传统上，“三权分工合作”体制自汉至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受王朝兴衰更替的影响。今天，通过创新和转型，重新确立了“三权体系”，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不过，应当明白，无论是“三层资本体系”还是“三权分工合作体系”，尽管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但仍然有很大的改革和改进空间。在经济体制领域，诸多问题仍有待回答：三层资本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根据需要不断调整边界？国家如何保持“中性”，而在各个方面平等对待不同类型的资本？如何确立法治使得这三层资本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对国有资本来说，更多的问题需要回答，包括其性质、功能和运行方式等。

在政治体制领域，也需要回答诸多重大问题：“三权”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开放决策权，使其同时具有更高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如何提高执行权（行政）的效率？如何保证执行权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免受各种政治的干扰？监察权的权限如何确定？如何保证监察的有效性以确保廉洁政府？如何防止监察权的滥用而保障执行权能够有所作为？这些都是日后政治改革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