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失败

众所周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巨大，例如美国一个普通工人两周工作的收入相当于坦桑尼亚一个类似工人一年的收入。但令人意外的是，发展经济学和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过去半个世纪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所开出的各种药方基本都失败了。穷国依然贫穷，二战后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屈指可数。

原因大致有三点：第一，制度创新或者模仿复制发达经济体制度的建议听上去简单明了，但除了大家熟悉的“后发劣势说”之外，事实是“落后”的“旧”制度往往具有长达百年甚至千年的强持续性，很难转化为“先进”的“新”制度。研究发现英美法系更注重企业的产权保护和鼓励竞争，使得企业的生产率和科技创新更强，但对于实行大陆法系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发现于事无补。此外，即使在同样制度下，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巨大，例如美国，中国和印度生产率排在最前10%的企业，分别是排在最后10%企业的3.3，4.9和5.0倍（谢长泰，Peter Klenow，2009），这样的差距来自何方？

第二，如果差距来自于科技创新，从这个角度去缩小差距其实是一个“知易行难”的药方。既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又需要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制度保护，即使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科技研发与人才培养同样需要长达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取得突破。这既是类似华为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如此稀少的原因，也是“华为时刻”让国人如此震撼的关键：美国高关税对中国经济下行和失业率的压力仍然可控，但应对高科技封锁的挑战的困难更大。换言之，建议中国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以科技创新来应对压力有些“奢侈”和“不接地气”，远水不解近渴。

第三，从本质来讲，经济学家对于“生产率”的理解不够深刻，由于“制度”这个概念过于庞大复杂，究竟哪一种具体的“实践”可以帮助企业在相对短的时期提升竞争力，经济学家并没有找到让人信服的答案。举例来说，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关注企业董事长和CEO对于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希望找到优秀企业家的特征，然后找到符合条件的企业家就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现实中，大量的企业也采取频繁更换高层管理人员的做法希望取得快速疗效。然而结果并不理想，第一，优秀企业家共同性的特征难寻，通常是个人独到因素，因此难以复制；第二，优秀企业家难以直接通过MBA教育进行培养，其数量远远少于企业数量；第三，争夺企业家通常使得他们薪酬的大幅上升，却不能带来同等企业业绩提升幅度。即使企业家有点金之术，对他们的争夺只会造成企业竞争能力的转移，并不会提高一个国家整体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在何处？

在我介绍能够在短期内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新发现之前，有必要提及一段插曲。由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快速增长对比同期“发展经济学”的失败，一些学者尝试建立中国学派，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中国成功的制度背景很难在其他国家进行复制。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所谓的“奇迹”，高速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投入，中国的“生产率”并不高，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甚至弱于巴西、墨西哥、叙利亚、委内瑞拉、巴拉圭、阿尔及利亚、印尼、泰国等（Charles Jones, Paul Romer, 2010）。

褒奖“中国经济奇迹”的学者，似乎都忘记了经济学界的一段往事：二战后，东亚国家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世界银行在1993年冠之以“东亚的奇迹”。然而，1994年底，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东亚奇迹的迷思》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密集的劳动力投人，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这种增长模式和前苏联相似，不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我清晰地记得，当年国内经济学界群起反驳，一时好不热闹。然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印证了克鲁格曼才是站在正确的一方（当然，他承认并没有预见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