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对于中国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相比难以实现的科技创新和难以改变的制度因素，他们实施优质的管理实践“知易行易”。

50年前的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载着三个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不仅标志着人类在太空探索中的巨大突破，也意味着美国在与前苏联的太空竞争中真正取得了彻底领先的地位。事实上，这一成果得益于1957年10月4日的“斯普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的倒逼。这一天，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进入地球轨道，震惊了整个美国。此前，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导弹和航天领域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两次试射人造卫星均告失败。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下，前苏联的技术突破令美国和其盟友的国家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此，美国开始制定详细的太空探索计划，1958年成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发现前苏联培养的科学家是自己的2-3倍之后，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研发和人才培养上投入巨大的资金，1959年，美国国会拨付1.34亿美元给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比前一年多了近1亿美元。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率先将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送入地球轨道，再一次强烈刺激了美国。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NSF在1968年的预算接近5亿美元。

1968年12月《时代》周刊以美国宇航员追赶前苏联宇航员飞往月球作为封面，终于，美国在应对前苏联的挑战中跑到了前面成为赢家（电影《隐藏人物》精彩地描述了三位黑人女数学家在其中的贡献）。今年7月，《时代》周刊复刻了这一封面，宇航员变成了四位，分别来自美国，蓝色起源公司，SpaceX公司（分别由亚马逊和特斯拉创始人贝索斯和马斯克设立）和中国。

2019年5月10日，美国国会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税率从10%增加到25%，特朗普同时威胁将这一税率施加在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之上。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及70家子公司纳入相当于贸易黑名单的“实体清单”，2天后正式生效。据我观察，美国实施华为禁令给中国造成的震撼，超过了一年多来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给中国制造的压力，中国企业和国民感受到了发展道路上来自美国及其盟友前所未有的挑战，迎来了堪比“斯普尼克时刻”的“华为时刻”，尽管这个名词可能要若干年之后才会出现和流传。

即使美国在未来某个时间放宽或者撤销华为禁令，“华为时刻”都将推动中国重新思考经济发展道路、加强原创科研开发与人才培养、提高企业和国家竞争力。事实上，“挑战与应战”恰恰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诠释人类文明兴衰的核心力量。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美苏竞争的历史教训并不遥远，在过去30年里，中国也成功应对了一系列的外部挑战，例如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美军轰炸的时刻，2001年4月1日中美南海撞机的时刻，正是中国国防军事力量崛起的转折点。

本文的目的在于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面对“华为时刻“和贸易摩擦压力下，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持续提升竞争力，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新方法（本文不涉及短期内“治标不治本”，已被市场广泛讨论的各种应对经济下行的政策举措）。

竞争力含义广泛，经济学通常以“全要素生产率”，即扣除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对GDP增长贡献之外的生产率（后文简称“生产率”），作为衡量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之一，也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因素（包括产权、税收、教育，法治，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等）对于GDP增长的贡献（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中国在拥有很强硬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巧实力来迎接挑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对这三个概念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