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伴”事件不应沦为偏见与歧视的狂欢

时间:2019-07-18 09:14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李昊:不应排斥留学生,而应建立更科学、民主、透明、亲民的留学生政策。对留学生的优惠照顾应当讲原则、有时限。

六七月份是中国考试季,无数孩子走向竞争激烈的考场,千家万户也进入了最焦虑的时刻。每到此时,教育公正议题就会受到全社会的集中关注。近日,山东大学“学伴”事件引发的社会争论持续升温,其中既有对教育公平、权利平等的呼唤,以及对留学政策和管理机制的建设性讨论,但也夹杂着种族与性别偏见,共同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复杂而矛盾的观念图谱。在常识、文明与法治基础上厘清“学伴”之争背后的逻辑,是中国探索教育开放与社会观念更新的一个样本。

一、如何理解留学生政策之争:不应排斥外国留学生,而应建立更加科学、民主、透明、亲民的留学生政策。

当前,舆论在留学问题上呈现出矛盾的心态,在要不要出国留学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是明确和坚定的,但在要不要接受国外留学生来华的问题上,公众则充满了疑虑。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留学浪潮的最大受益者,这主要得益于公众认知、社会需求、政策倡导形成的合力。数百万中国留学生漂洋过海负笈远游,成为推动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科学技术革新、产业模式升级、乃至生活方式转变的关键力量,无数的留学生以自己的学识贡献于中国和世界发展,也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但是,在接受外国留学生问题上,社会舆论与公共政策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互动,双方各自遵循着相互平行的逻辑。政策制定者着眼于抽象的公共利益,认为接受留学生具有重要价值,比如吸引优秀人才,增加校园多元化,提高教育国际化,获得经济收益,实现外交目的,承担国际责任等,欧美日等教育强国大量接受外国留学生也是基于同样的公共考量。由于中国招收留学生尚处于起步阶段,招收留学生的模式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外交利益优先和行政主导倾向。留学生政策常常被纳入外交利益的范畴,外交活动的专业性和特殊性使得留学生政策在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听证程序方面不为公众所熟知,行政主导倾向往往导致高校为完成指标而扩大招生规模。然而,公众对于为什么要接受留学生,接受多少留学生,接受哪些留学生,以什么方式接受留学生,尚缺乏基本认知,“挤占教育资源”“浪费国家公帑”“带来社会问题”等担忧不绝于耳。

经济全球化伴随着人才的国际化,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高度国际化的人才培养、人才储备和人才流动机制,其中,留学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环。从留学供需结构看,中国长期属于留学输出国而非留学接收国,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远远多于外国留学生来华,这主要受制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融入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2015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快推进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全球化解决方案,对相关地区和国家的人才培养、人才交流的需求快速增长,社会公众的直观感受是这一轮留学生来华潮似乎主要集中于亚非国家,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们既有的疑虑。

客观而言,中国社会正处于教育开放的转型时期和适应期,社会公众与公共政策亟需在留学问题上建立起良性互动。一方面,社会需要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遵循统一的逻辑标准,只许中国人出国留学而拒绝外国人来华留学显然是双重标准,中国更深刻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更多的优秀人才来中国交流、学习、工作。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也应当理解,主流民意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留学生来华,而是希望提高留学生政策的科学性、民主化、透明度,接受留学生的理由、规模、标准、绩效应当经过严谨的调查研究与科学论证,并以接地气的方式进行政策倡导。留学工作需要统筹考虑社会的关注议题,回应公众的合理关切:比如,吸引优秀人才如何与就业政策和移民政策配套?校园多元化会不会变成特定地区或国家一家独大?教育国际化会不会流于指标化、形式化?获得经济收益会不会长期变成赔钱赚吆喝?实现外交目的的双边条约是否遵循了对等原则?学校会不会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留学生质量?学校开展留学生培养时会不会降低标准,学籍管理会不会流于形式,中国学生的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为此,中国吸收外国留学生的政策与实践亟需从粗犷走向精细,从做大规模转向提升质量,从教育系统转向多部门政策配套,尤其是需要从封闭决策走向公众参与和政策倡导。

二、如何理解对留学生的优惠照顾?优惠照顾应当讲原则,有时限,不能变成特权。

山东大学“学伴”事件另一个争议焦点是外国留学生在华受到诸多优待,很多人认为留学生享受超国民待遇,比如享受各种奖学金、享受两人间或单间宿舍,宿舍配备空调和独立卫生间、淋浴间等设施,降低考试考核标准,甚至个别留学生违法未受有效制裁等等。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国内教育资源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任何优惠照顾都会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世界范围内,教育领域的优惠照顾皆为高度敏感的问题,地区之间、族群之间、性别之间、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差别待遇,曾在各国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议。以教育发达的美国为例,高校录取中的族群优惠措施曾引发激烈的社会争议,一系列反向歧视案件被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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