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当中国公司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公司之时，也就达到了被皮耶鲁齐描述的美国“法律陷阱”精准打击的程度。

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日益陷入“持久战”之际，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原锅炉部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与法国著名记者马修•阿伦合作出版了《美国陷阱》一书，中国中信出版集团第一时间组织翻译并推出了相应的中文版。

这是一本写给法国乃至于整个欧洲人民的“警世书”，与1780年代法国人拉法耶特眼中的美国革命精神及1835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笔下的美国民主精神相差颇大。彼时的美国初创，青春灿烂，生机勃勃，为老欧洲带来许许清风和一帘幽梦，即便是“门罗主义”也局限于美洲人自治，不触及欧洲事务及欧洲的全球势力范围；但今日的美国早已变成世界帝国，固执傲慢，利益至上，欧洲遭遇反向的观念与制度“殖民”。

皮耶鲁齐深陷美国“法律陷阱”，切身感受美国变迁与异化，在该书“尾声”中大声疾呼：“梦醒的时候到了，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时机。这既是为了欧洲，更是为了法国。要么是现在，要么将永无机会，奋起反抗，为自己赢得一份尊重。这是最后关头。”

皮耶鲁齐在这里很有一种旧欧洲莎士比亚式的命运抉择意识：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他2019年对美国法律与司法的认知，与2013年之前对美国的某种“欧洲式信任”大相径庭。

问题的焦点在于皮耶鲁齐所称的“美国陷阱”，一种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法律陷阱，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法的治外法权和域外管辖权。皮耶鲁齐先生具体概括了这一陷阱：“这是一场法律战争.......利用法制（法律）体系，将敌人——或被‘锁定’为敌人的目标——塑造成违法分子，以此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服从。”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皮耶鲁齐陷阱”。

中国人关注法国人揭露的“美国陷阱”，有一种特别的意味和处境相似感：其一，中兴公司案的司法过程以及“罚款+合规官”的司法和解模式，与皮耶鲁齐揭示的美国司法行为逻辑基本一致；其二，华为孟晚舟案至今悬而未决，与美国司法部对待阿尔斯通高管的“法律陷阱”如出一辙。特朗普在孟晚舟案发酵之际曾声称，若中美贸易谈判需要，他可以干预此案，就是将此种“法律陷阱”予以直率的表白。只是，特朗普是个“法盲”，懂得“里子”，不懂得“面子”，口无遮拦，泄露“陷阱”机密。

当中国公司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公司之时，也就达到了美国“法律陷阱”精准打击的程度。这是中国公司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成就，也是特定风险。因此，皮耶鲁齐揭示的“美国陷阱”就不是一种特定指向法国企业的陷阱，而是美国对全球域外公司普遍构筑起来的陷阱。中国公司和中国法律界必须从中学习如何应对美国法律风险。《美国陷阱》一书因而可以作为中国公司高管的职业培训高阶教材。

美国这一陷阱的法律构造是非常精巧的，将法律打击的每一步骤都设计和建构为有理有据的合法行为：其一，有法可依，即美国制定了专门的《反海外腐败法》，为美国司法部的法律行动提供直接的国内法依据，但在管辖权规则上则远远超出了国内法界限，规定了长臂管辖权，其连接性因素就是美元和情报技术；其二，选择性执法，即《反海外腐败法》在具体执法中内外有别，侧重对外调查与打击，比如根据皮耶鲁齐提供的执法数据统计，域外公司遭遇巨额罚款及不公正对待的现象非常突出；

其三，辩诉交易与极限施压，离间高管与企业/国家利益，合法实施对被告人的恐怖威吓，达成案件之外的经济或政治目标；其四，个案司法进程与美国“秘密”保护的国内大型企业的全球化商业行动相互配合，以法律形式的合法性掩盖美国司法的实质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