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反制手段更加有效?
我们前面提到,美国在向中国商品征税的选择上策略性很强,最初被征税的500亿美元商品主要是生产性资本品和中间品,几乎不包括美国家庭依赖度高的中国消费品,而消费品在20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中的比例也不高。
美国开征关税都遭到了贸易对手的报复,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有效的报复手段应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是打击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无论是原本就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或者从支持其他候选人转向支持特朗普的选民,通过选择被征税商品使得这些选民的经济利益受损最为明显;第二是报复性商品对本国的经济伤害最小化。
以中国和欧洲的报复性手段为例,中国选择了生产大豆的选区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实施之初就在国内获得大量网民的支持,但事实上,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的大豆进口,因此这一选择并不明智。相反,欧洲则针对美国汽车和威士忌产区作为主要报复对象,这些区域在2016年选举中从过去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特朗普,同时这样的报复手段有利于强化欧洲在汽车和红酒生产和出口上的优势,对自身的经济伤害很小。
英国学者Thiemo Fetzer和Carlo Schwarz发现,在选择相同价值的报复性征税商品上,中国和欧洲都有多种选择。上图显示欧洲的选择十分理想,而中国完全可以重新选择,降低对自身经济的伤害。不过,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选择报复性商品上更加不明智,他们拿主要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开刀,研究显示对自身经济的伤害程度比中国更大。
在中美贸易冲突过程中,中国采取的一些反制手段,比如在美国农业州的报纸宣传特朗普的政策对当地农民的伤害,同样获得了不少网民的称赞,认为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美国人习惯的方式来赢取话语权。但这样的认知并不完全准确,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媒体开放程度并不对等,美国无法采取同样的方式在中国的媒体上阐述自身的观点。
事实上,这一做法就激怒了特朗普,去年9月26日发推文表示不满。10月4日,副总统彭斯就在美国智库发表了一份前所未有,火力十足全方位批评中国的演讲(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公众号转载原文,也很快被删除),被市场解读为分量堪比丘吉尔的“铁幕”演讲,此事可视为中美关系从紧张走向恶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显然,彭斯的演讲同样并不明智,美国金融市场随后持续两个月的下跌,特别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高科技公司严重受伤,就源于彭斯升级了原本紧张的双边关系。
应该说,由于两国传统、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两国在竞争中,一方对于另一方习以为常的举措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并不奇怪。只不过我个人感觉,目前中美两国有关部门在管控分歧上,认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继续扩大。短短几天内,特朗普从加征关税走到对华为的定向打击,使得冲突升级,美国高科技公司再次受伤的可能性加大,而这恰恰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Graham Allison最为担心的。历史上两个大国从小矛盾升级到无法调和的冲突,就在于双方认知的差距越拉越大,缓和的空间越来越小。
莫让认知分歧成为合作的障碍
这些天目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在微信群的毫无信息和思考分量的纷争,深感有必要提供一些与中美贸易冲突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讨论的基础。诚然,未来的走势难以预测,许多大家关心的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贸易竞争超越了现有贸易理论),但不要忘了丘吉尔说过“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如果中国学者可以潜下心来认真挖掘数据展现的事实,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并且以此为契机提高广大国民的认知能力,缩小两国认知分歧,把贸易冲突带来的压力转化为动力,推动两国合作共赢,则善莫大焉。
最后,我强烈推荐大家观看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主播Zou Yue做的一段近5分钟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精彩演讲,标题是“China and US: Friends, frenemies, foes?”在总结时,他改写丘吉尔关于民主和政府关系的名言:“和其他更糟糕选项相比,合作是中美之间最不坏的选择!”(Cooperation is the worst form of relationship except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
(作者系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研究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