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税开征之后，中国出口商已经并且将持续面临下降的出口需求，截止到2019年4月，中国对美出口额累积同比下降9.7%，对美进口额累积同比下降30.4%，而且中美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11.5%，后两个数字分别是1995年以来可查数据的接近最低水平。此外，全球贸易出口额的同比增速-9.7%同样让人担心，毕竟全球经济增长与全球贸易增长是高度相关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出口商价格不受影响很可能只是短期暂时的效果。随着时间拉长，美国进口商会持续寻找其他国家可替换商品，中国出口商无论是选择转移生产到不受关税影响的国家，或者是为了保留订单不得不以降价应对（实际可操作空间并不大，因为许多出口行业的利润率较低），都会遭受严重损失。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欧洲经济与财政政策研究网的结论，尽管目前看来并不准确（因为并非基于实际价格数据做出的分析），但却不容忽视。作者考虑的是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之后，基于之前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出口和进口弹性来模拟美国不同种类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和中国不同种类出口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得出中国出口商会降价以帮助美国进口商承担绝大部分关税的结论，作者认为美国选择了对进口弹性较大的商品征税（主要是生产性资本品），是一个对自身经济伤害较小的聪明策略。

这个静态比较分析虽然有很多缺陷，但可以说描绘了一个在长期可能发生的对中国出口商极为不利的后果。如果关税长期保持，美国进口商选择其他国家出口商品作为替代（一些投行的研究认为关税对于美国通胀率上涨的冲击只是短暂的，大概会在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内消失），那么对于中国出口商的破坏性会更加巨大，连带产生的失业冲击，都必须现在就开始认真准备应对。

当然，如果特朗普认真看了这份研究，就会知道如果对余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弹性较小的消费品）征收25%的关税，那么美国的家庭和厂商将立刻承担更高的税后价格。一旦通胀率明显上升，美联储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对目前估值较高的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贸易战没有赢家，合作比对抗的结果要好得多。

贸易战中哪一方受损会更大？

特朗普和金融市场的分析员普遍认为贸易战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会大于美国，即使不考虑中国和美国各自国内的经济现状，单纯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来看，这样的认知有一定道理，但也难说一定准确。

其一，来自欧洲经济与财政政策研究网的另外一份研究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认为2018年贸易战会使得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521亿欧元，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下降371亿欧元，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小，从而会笑到最后。但实际上，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上升，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其二，一项最新的针对历史上发生过的贸易冲突的实证研究显示，过去的贸易战中，发达国家受到的损失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同时，相比经济衰退期，在经济繁荣期发生的贸易战对于参与国的负面影响更大。

美国学者Davide Furceri, Swarnali A. Hannan, Jonathan D. Ostry和Andrew K. Rose研究了1996-2014年期间在151个国家（其中34个发达国家）发生的贸易冲突，他们发现，当一个国家增加关税后，对GDP，劳动生产率，失业率，收入不平等都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例如，当关税上升一个标准差，相当于3.6个百分点之后，在其他条件不变下，GDP将持续被拉低，到相对于关税开征前一年，第5年的GDP将被拉低的平均值为0.4%（这个数据是基于全部关税变动-既有增加也有减少-样本所做的估计，如果单独考察关税增加的国家宏观经济变化，0.4%将变成1.3%）。

与此同时，由于开征关税国家的货币通常升值，所以提高关税对降低贸易差额的影响很小，短期的效果会逐渐减弱直到消失。值得一提的是，一种流行的认知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推手，但这份研究显示贸易保护主义反而会拉大收入不平等。

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开征关税对宏观的负面影响要大于上图显示的平均结果，而发展中国家开征关税对宏观的负面影响要小于平均结果。例如，发达国家关税上升3.6个百分点，第5年GDP下降平均值为1.1%，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是0.34%。主要原因在于通常来说，发达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大于发展中国家，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对发达国家的冲击通常更大。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如果中国这些年从自由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大于美国，那么中国因贸易战受损更大的认知也就站得住脚。

在经济繁荣期发动贸易战，对GDP5年后的平均负面冲击为1%，而在经济衰退期发动贸易战会有正面效果，GDP5年后将提升0.2%。原因在于繁荣期征收关税，推动通胀率，更容易带来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5月10日新征关税实施之后，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计，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由之前的12.4%上升到18.3%，如果继续对余下的3000多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则对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将进一步上升到27.8%，我非常希望四位美国学者的研究获得更多的媒体关注，告知美国民众这样前所未有的关税提升幅度将对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别忘了，1930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只是把美国平均关税从38%上升到45%，通过之前的政治纷争引发1929年的股市崩盘，通过之后则严重恶化了经济大萧条和失业率，拖累经济复苏。中美放弃贸易保护主义，合作才是共赢之道。

有趣的是，上文作者之一Andrew K. Rose研究了特朗普本人的负面形象对于美国出口额的破坏力。利用2006-2017年盖洛普157个国家民众对主要经济体领导人的支持率变化的调查数据与各国出口额的变化所做的计量分析显示，以国家领导人支持率为代表的国家“软实力”上升1%，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出口会有0.66%的上升。考虑到特朗普在2016-2017年的支持率平均下降20个百分点，保守估计这造成了美国出口额下降超过33亿美元，其中来自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下降最明显。特朗普在美国有个外号是“橙子特工（Agent Orange）”，不仅仅因为他的皮肤是橙色，而且因为Agent Orange（橙剂）是一种有毒的除草剂，美军在越战期间广泛使用造成大量儿童和军人后遗症。Rose教授就以此来嘲讽特朗普是美国出口的“毒剂”。

顺便说一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一个核心认知在于他把美国制造业在过去20年失业率的上升怪罪于中国的贸易顺差，然而经济学家普遍不赞成这样的简单逻辑。在美国大选前，近400位知名经济学教授联名反对特朗普就在于他的经济学常识充满错误，早就有研究指出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主要来自于机械自动化对于人力的取代。最近，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时的老师Timothy Kehoe与合作者发表研究指出，1992-2012年，美国贸易逆差导致的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仅占15.1％，其余则来自于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因此，就算是美国偿还外债，虽然可以降低贸易赤字，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仍然会持续减少。显然，这样一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常识，在美国民粹主义者和鹰派主导的贸易谈判代表团那里并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