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美矛盾与美苏矛盾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类似

斯金纳女士认为当前中美矛盾与当初的美苏矛盾的根本区别在于美苏矛盾是同一人种的内部矛盾，而中美矛盾则是不同人种的矛盾。这不仅是赤裸裸的“政治不正确”的种族主义言论，也完全不符合实际。在笔者看来，当前中美矛盾与当初美苏矛盾，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却很类似，都属于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而非文明或种族冲突。

美苏冷战时期，美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对前苏联进行全方位遏制，不仅是由于它的军事、政治实力与影响力位居世界第二（但其经济地位从未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更是由于苏联的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国是完全对立的，两者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为争夺世界主导权而发生冲突。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过“和平竞赛论”，但美苏双方都清楚，这只不过是缓和气氛的幌子而已。双方的明争暗斗，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与前苏联高度一致（尽管两者存在很大矛盾），但在改革开放后有了很大改变：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还保留了很多的政府干预色彩（如庞大的国企、对私企的直接干预、广泛的产业政策等）；而政治领域的改革虽有进展，但其幅度远没其经济领域的幅度大。为了促进中国的改革，美方对中国的总体战略是以接触、合作为基调的。而在美方看来，最近几年来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不仅停滞，而且有倒退趋势，不符合美方的原有期待，这是美国将对华战略基调从接触、合作调整为遏制的根本原因。

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当前中美矛盾与当年美苏矛盾形式很不相同，但其本质是类似的，都是基于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而不是斯金纳女士所说的“文明冲突”，更不是种族冲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下半年的公开演讲中，公然宣称中国是“和前苏联一样强大的敌人”。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底在著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长篇演讲，则公开对中方近年来的经济政治走向进行全方位指责，并呼吁中国重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这些都表明美方所认识的中美矛盾与美苏矛盾的同质色彩。在美方看来，中美当前矛盾，是由于中国对原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改革不彻底、甚至倒退而产生的，因而属于类似于美苏冷战的“新冷战”，而彭斯讲话也被视为代表美国政府发布的“新冷战”宣言。

即使按照亨廷顿本人的观点，“冷战”矛盾也属于意识形态矛盾，而非“文明冲突”或种族冲突。

从具体形式上看，当前中美矛盾与当年美苏矛盾既有明显区别，也有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使美国与中国很难在经贸问题上像美苏当年那样隔绝；但美国现在的对华战略，带有让中美经贸关系“脱钩”、并对中国进行围堵的意图。例如，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时，对多数美国在华企业不进行豁免，试图迫使其转向其它国家或撤回本国，这里面有“脱钩”意图；再如，美国加大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加大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审查与否决力度，加强对中国特定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制造2025”）与企业（华为）的围堵，则体现了其围堵意图。

第二，当前中国与美国对抗的双边特性比较明显，而不像美苏冷战时两国各自还拉拢了很多国家结成集团进行集体对抗；但双方集体对抗的趋势也是有的。美国已经联合了它的盟友，在众多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包括（但不限于）美欧日三方对贸易问题的数次联合声明、美欧澳加等对华为的联合打压、美欧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指控，等等。而中国也试图通过“一带一路”、“中非论坛”等与相关国家“抱团取暖”，并试图拉拢、分化美国的盟国。

尽管双方伙伴也会与对方保持密切联系，不会像美苏盟友那样对立，但在具体问题上进行集团对抗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至少美欧日三方抱团的可能性较大。

第三，当前中美对抗的经贸、政治色彩较浓，不像当年美苏冷战那样的军事对抗，但军事对抗的风险也是存在的。现在中美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对峙有加剧趋势。如果管控不力，军事对抗的趋势还会加强。而且，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与大国外交的拓展，未来双方在世界其它地方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总而言之，即使美国对中国发起对前苏联那样的“新冷战”，其形式也不会与当年美苏冷战完全相同，程度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烈。但同时也应看到，这并不否认双方有陷入严重对抗的可能性。这也是人们使用“新冷战”、而不是直接用“冷战”这个名词的原因。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于“新冷战”这个名词的准确定义，可以将其宽泛理解为两国经济、政治、军事的比较严重的对峙。很多中外学者经常强调中美矛盾与美苏矛盾在上述三方面的不同，而忽视其在这三个方面的共性，甚至否认其在意识形态本质上的相似性。这种认知是片面的。

六、中美双方均应警惕并反对将当前中美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

将中美当前基于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既是重要的认知错误，更是重要的“政治不正确”，而且有着直接的危害，应该引起中美双方各界人士的共同警惕与反对。

一方面，这一错误认知可能会被美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利用，误导美国的广大民众与决策阶层，将其对中国当前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不认同，扩大为对整个中华文明甚至中华民族的不认同，导致美国民间与政府对包括美国华裔、中国在美留学经商人员乃至全体中国人采取不友好甚至敌意的态度与政策，甚至激起新的“反华”、“排华”浪潮。如果这样，将非常不利于中美两国民众的友好交往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另一方面，这一错误认知也可能会被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乃至反改革力量所利用，将两国本来基于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分歧，渲染为美国政府与民众对整个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敌意，从而激起中国各界对美国社会的整体反感，激起中国民间狭隘的、义和团式的“反美”、“排外”浪潮。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中美关系的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都是不利的。

值得欣慰的是，在斯金纳女士发表其观点之后，美国战略界（包括学术界与政界）的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对其进行了措辞严肃的批评，指出其误读了当前的中美矛盾，充满种族主义色彩，也会对美国决策与中美关系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即使是美国战略界与政界的众多对华鹰派，如班农、纳瓦罗、莱特希泽、索罗斯等，尽管对中国当前的官方意识形态有非常尖刻的批评，但在公开发言中都将其与中国民众进行区分，对中国民众都不吝其赞美之词。这就说明他们也是不赞同将中美矛盾上升为文化冲突乃至种族冲突的。

笔者相信，由于美国社会是开放的、自由的，各种观点都能得到自由传播，民众的思想觉悟比较高，斯金纳女士的观点还会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批评，不会成为美国民间的主流观点以及政府的决策依据。但我们应该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与明确反对。

同时我想说明，中国各界不仅应该警惕与反对美方少数人士将中美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乃至种族冲突的观点，也应该警惕与反对中方少数人士的类似观点。去年中美矛盾激化以来，中国少数学者也发表了类似看法，认为中美矛盾的浅层根源是贸易与经济体制冲突，而深层根源则是东西方文明冲突，但幸好没有进一步上升到种族冲突的范畴。但文明冲突与种族冲突只有一步之遥，其认识也是不正确的。当然，学者的认知属于学术思想范畴，可以探讨，但我们应该批评这种认知，努力不让其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与官方政策依据。

最后，笔者希望特别说明，本文提出的中美当前矛盾不是种族冲突、而是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矛盾的观点，只代表本人对中美矛盾性质的认知，不代表本人对两国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优劣的价值判断；本文引述的美方对中国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看法以及对中国近年来经济政治走向的看法，也不代表本人的看法。笔者欢迎读者对本人的观点进行学术探讨与批评，但希望这样的探讨与批评遵循“罗伯特议事规则”，不质疑动机，不上纲上线，不夹带政治攻击与打压。本人热爱中国，支持中美和平友好，期待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更显著的成就，期待中美关系获得更加健康、平稳的发展。

（注：作者为中国大陆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