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智：当前中美矛盾的实质是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冲突，以“文明冲突”来界定当前的中美矛盾是完全错误的。

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外交部）政策规划室主任斯金纳女士在一个论坛上提到：美国国务院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认知的对华外交战略，将中美当前矛盾界定为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此制定对华全面应对战略。她还提出一个更加惊人的观点：美中矛盾不同于当初的美苏矛盾，因为美苏矛盾是“高加索人”（西方人）之间的内部矛盾，而美中矛盾则是“高加索人”（西方人）与“非高加索人”（中国人）的矛盾。这一发言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引起了中美各界众多人士的激烈批评。

笔者认为：以“文明冲突”来界定当前的中美矛盾是完全错误的，当前中美矛盾的实质是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冲突而非“文明冲突”；中华文明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既有共同之处，也有重要区别，不能等同；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差异，但没有根本冲突，可以互相融合；中美当前矛盾与美苏当年矛盾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很不一样，但本质上有相似性，都属于意识形态矛盾而非文明或种族冲突；中美双方均应警惕与反对将中美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来加以渲染，避免其为两国狭隘民族主义者与中国反改革力量所利用，激发两国之间的民族对立，阻碍中国进步、中美关系与世界和平。

下文首先界定并区分“文明”与“意识形态”这两个基本概念，然后依次、详细阐述上述观点。

一、区分文明与意识形态的概念

文明，是特定人群经过历史沉淀的世界观、人文精神、发明创造、秩序习俗的总和，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思想观念、社会行为的集合，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社会文化观念、经济政治秩序等各个方面。文明与特定区域与人群密切相关。当今世界主要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欧美文明）、中东文明（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阿拉伯文明）、东方文明（主要包括以佛教为基础的印度文明，以及以儒、释、道教等为基础的中国文明）、非洲文明等。当然，这些只是大致的划分，不十分精确，例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尼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占主体，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有多种宗教并存。

但这些不妨碍上述大致划分。

“文明冲突”这个词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著作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与非洲文明；世界各国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差异，而是基于文化与宗教的方面的“文明的冲突”。

这一观点与概念提出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辩论和争议。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解释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斯金纳此次则将这一概念，将中美当前的矛盾界定为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

而“意识形态”则是比“文明”范围要窄得多的概念，主要是指对民众对事物的理解、认知、思想、价值观等的总和，特别是指对经济、社会体制的认知与选择。最近150-200年以来的近现代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两个：一是现代西方社会以经济市场化（以财产私有化为根基）与政治民主化（以自由、民主、法治为主要诉求）为基础的经济与政治主张，可以简称为“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二是起源于西方社会的“马列主义”，以经济计划化（以财产公有制为根基）与政治专政化（以部分阶级对另一部分阶级实行专政为主要诉求）为基础的经济与政治主张。另外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如社会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或与两者都非常不同（如法西斯主义）的其它意识形态，但其影响力都不及以上两者。

应该说明的是，这两种主要意识形态都起源于西方欧美国家。其中前者在西方是主流，在思想基础上坚持了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财产私有与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理念，均发端于“天赋人权”即人权为上帝赋予、不可剥夺的基督教理念。而后者在西方是支流，在思想基础上则背离了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以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为理论与思想依据，可以说是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叛逆”。后者一度在部分西方国家（前苏联与东欧）与众多东方国家（中国、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占据主流地位。

理论与学术界通常仍然以“西方意识形态”与“东方意识形态”来对其进行命名与区分，以反映其影响的地域范围。但这两种意识形态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应混淆。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是20世纪世界矛盾的重要焦点，以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为代表，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与西方赢得胜利为结局。如前所述，亨廷顿则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矛盾与冲突的重心将从两大意识形态的冲突转变为不同文明的冲突。

二、现阶段中美矛盾的本质仍然是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冲突

当前中美矛盾的一个表现，是双方在经贸体制方面的矛盾，其本质是双方经济意识形态的冲突。这一矛盾的核心，是美方认为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政府扶持出口的出口导向战略、扶持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战略、扶持特定行业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等，对美国企业的发展形成了竞争威胁。在美方看来，这些发展战略从本质意义上说，带有浓厚的传统计划经济（以政府为主导）色彩，是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的表现。

这些战略与美方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包括自由贸易战略、民企为基础战略、市场化产业发展战略，形成了矛盾。因此，双方在这一领域的矛盾，从本质上看反映了中美双方原有的经济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一经济意识形态的矛盾，在过去30多年中国以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凸显出来；但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以及美方认为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放缓乃至局部回退（如做大做强国企、国企决策由董事会转向党委会、私企成立党委、产业扶持增强等），而逐步凸显并加剧。但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加与中美贸易谈判的推进，中国在部分领域对美有所退让（如承诺缩减出口扶持与产业补贴、遵循国企竞争中性等），双方经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当前中美矛盾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双方在政治与外交领域的矛盾，其本质是双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中美双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逐步淡化阶级斗争与专政学说，放宽政治管控，加大民众政治自由度，淡化意识形态纷争（如邓小平强调的摒弃“姓社姓资”的争论），与西方的对立从总体上来说逐步缓和。

但在美国看来，近年来中国开始对内强化政治集权与管控，重新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对外则大力宣传中国模式/道路/智慧/方案，并通过推行“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计划与理念，扩张国际影响力。这就导致美方认为中方与其争夺经济发展模式、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实际掌控力的世界领导权，并进而采取各种措施对中国进行全方位遏制，包括双边投资、知识产权、战略产业、台湾、南海、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近期内，中方做出重大政治方向调整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中美双方在这方面的矛盾得到缓解的可能性也不大。

不少学者认为，中美经贸摩擦乃至政治摩擦，与双方在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无关，而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军事、外交影响力的增强，导致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因而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压，也就是传统守成大国与新兴崛起大国的矛盾，即“修昔底德陷阱”。对此，本人的观点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只是导致中美双方矛盾加剧的原因，而不是矛盾的根源；

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中美产生矛盾时，欧洲、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边——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与美国遵循同样的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和体制；而它们并没有什么霸主地位可供中国挑战，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已经超过了它们。简而言之，中国与美国的经贸乃至政治摩擦，代表了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在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摩擦；中国实力的增强，只是加剧这一摩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