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华文明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既有共同点、也有重要区别、不能等同

中国官方一直强调其意识形态直接来源是马列主义，同时强调其已经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中国化”改造。这是符合实际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一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肯定也是由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将其与“中华文明”这一概念等同使用）中的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这是不可否认的。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文明本身，这一官方意识形态则强调按照自己的标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一过程也就是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过程。

这些都说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文明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区别。

就意识形态的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而言，中华文明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共性包括（但不限于）：在经济方面，两者都实行政府对部分重要行业的直接控制（如中国历史上对盐、铁的官营，以及现在对很多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国有）；在政治方面，两者都强调中央集权与大一统体制的作用。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华文明一直以民间放任的自由经济与私有产权为主体，政府除了收税与垄断极少数行业（如盐、铁等）以外，不对经济进行过多干预；而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公有制与政府管控为依据的，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控（对国有企业）与间接管控（对私营企业）都有很强的思想基础，尽管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这种管控有很大放松。

其次，在政治领域，中华传统文明强调的中央集权与大一统体制，其思想基础是“君权神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封建思想；而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强调的中央集权与大一统体制，其思想基础则来源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知。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官方在近十几年来推行传统文化复兴，以强化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为中华民族复兴造势，甚至在国际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如在世界各国推行孔子学院。但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官方并未很好地证明中华文明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承关系与内在一致性，相反却在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宣传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与“中国模式/道路/智慧/方案”（也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这就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觉，因为西方国家虽然不排斥甚至喜爱中华文明即中国传统文化（例如众多美国人包括特朗普家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但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却是非常排斥的。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化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差异。

四、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有差异、但没有根本冲突、可以互相融合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当然存在重要差异，要不就不会是两种文明了。例如在政治领域，中华传统文明更多地强调政治治理体系的“民本性”，即告诫君王的治理应以民众为本，“民贵君轻”，但一直停留在君权范围，而没有像西方文明那样，从君权发展到民权，建立“民主性”认知，更没有建立关于民主制度的系统论述与实践，只是在近现代以后才借鉴了西方文明的这一优点。

尽管存在重大差别，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并没有根本冲突，相反却可以很好地融合。首先，从经济领域看，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都尊重民间经济的自由属性以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其次，从政治领域看，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都尊重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尽管前者依赖于王权低于神权的认知，而后者已经从这一认知发展为政府权力低于人权（人权为天赋即上帝赋予）的认知。两者在政治领域的这一类似性的原因之一（非唯一原因），在于两者的思想基础都是“有神论”，都认可王权或政府之上存在更高层级的是非判断标准（神权），君王与政府并非总是正确的。

应该说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有神论”信仰方面，表现形式很不相同：中华文明的有神论是没有统一体系的，崇拜的神明多种多样，有来自于印度等外国文化的以及本土文化的，没有最高主宰，也没有对世界本源的系统描述；而西方文明则有统一的基督教形式，有统一的最高神明即上帝，有关于世界本源的系统描述。但是，正因为中华文明中“有神论”的非统一性，对其它“有神论”文明（如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缺乏强烈的排他性

。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以及儒家思想自身强烈的“非暴力”色彩，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它对其它文明的“怀柔”色彩很浓，而缺乏“暴力排斥”思想，也缺乏对其它文明进行“暴力征服”以迫使其接受自身文明的思想。这就为这一文明与其它文明的和平相处甚至融合创造了有力条件。

无论从深层次的“有神论”信仰来看，还是从浅层次的经济与政治主张来看，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和平相处甚至高度融合的例子都很多。最典型的例子是民主化之后的台湾：宗教信仰非常自由，各种“有神论”者（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等）与“无神论”者和平共处，上帝、安拉、佛祖与妈祖和平相处；经济与政治体制则完全接受了源于西方文明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民主政治。与中华文明有很大相似性的韩国、日本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也与西方文明高度融合了。美国的学者与政治家，应该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或许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近现代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发展也表明，尽管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有碰撞与摩擦，但总体趋势是逐步认可、不断融合。从开始阶段“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思想，以及相应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的实践，中间虽然经历过“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但逐步发展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时期比较全面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中深层次的思想性、制度性元素。

虽然在1950-1970年代这段时间这一进程由于意识形态对抗而中断，但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对西方文明的认可、接受与融合又重新开始。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一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不断靠拢、融合的过程。尽管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意识形态在还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从形式上看，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也是接受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源自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理念的，也承认中国在这些方面存在不足，可以改进。美国的学者与政治家，应该看清这些历史大趋势，而不应该被某些短期的现象所迷惑，将当前由于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完全一致产生的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甚至种族冲突的角度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