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这批留美生没有傅斯年，但都经历严格的考试考核。1919年底，傅以山东庚款留学考试第二名的成绩，先赴英国、后转德国留学。1920年6月，“经过蔡校长和三位教授严格考核、数次会议讨论后”（罗久芳《父亲罗家伦的恩人──穆藕初先生》），选定北大政法科段锡朋、文科罗家伦和康白情、法科周炳琳、经济科汪敬熙（均为五四运动风云人物）赴美留学，也是民主决策、集体决策。

其五，1920年这批留美生有六位，也不止一批。穆藕初提供的奖学金非常丰厚，每人每月120美元，远高于一般公费留学标准。五位得主也自觉，决定每人每月挪出20美元，供给另一位未能入选的同学孟寿椿出国。因此当年以1905年12月清政府特派的“五大臣出洋”喻称，实际上有六个人。此后方显廷、张纯明等二十余人赴美留学，也受益于这笔奖学金资助。

其六，如果说傅斯年和这批留美生是“国外镀金”，那么许德珩到法国勤工俭学七年又学到什么呢？作为五四运动风云人物之一的许德珩，没有入选这批留美生，不是因为他在五四运动中名气小，也不是蔡元培校长和胡、蒋、陶三位教授对他有成见。原因很简单，1920年2月，许已赴法国勤工俭学，错过了5月才启动的选拔。1916年6月，蔡元培发起创建华法教育会，亲任会长，力挺赴法勤工俭学。这个项目不能说失败，也不能说成功，明显不成熟。法国就业形势严峻，赴法学生日益增多，所需经济援助日益增多。1921年1月16日，蔡元培发布《华法教育会通告（二）》，坦陈“亏空之数甚巨”、“万难为继”，宣布“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

其七，这批人中的确有一部分在国民党执政时任党政军职，并非“一心追求读书做官”，更不完全是“国民党的党棍、社会残渣”，在中国教育界学术界颇有名气和贡献。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家伦先后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周炳琳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汪敬熙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段锡朋任武昌大学、广东大学教授和中央政治大学教育长，康白情任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其八，许德珩基于政治立场和年轻时累积的“怨念”，贬低段、傅、罗留学之举，同时也贬低实业家穆藕初的爱心和义举。穆捐资助学大方，自己生活俭朴，任大型纱厂总经理月薪四百多元，每月伙食费控制在六元。穆在《北京大学月刊》看到江绍源一篇佳作，“极为嘉许，所以在基金以外，又另助学费2500美元，以供他与其他同学一同出国”（罗久芳《父亲罗家伦的恩人──穆藕初先生》）。众所周知，江绍源是一位纯粹的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扣不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帽子吧？

其九，看不出这批留美生“五四运动”一过，就背叛“五四”精神，更不至于露出“丑恶嘴脸”。1937年6月，受穆藕初资助出国的罗家伦、段锡朋、汪敬熙、周炳琳等十余人，发起筹得1万元法币，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用于奖励国内大学中清寒有志、学行优良的青年，其中一位获奖者是西南联大学生杨振宁，每年资助300元法币。穆藕初资助的留美生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与“丑恶嘴脸”有天壤之别。

1989年5月4日，“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许德珩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纪念五四》文章明显比十年前更理性平和，对同学淡化了人身攻击和基于意识形态的丑化。他说：“这鼎足而三的社团，反映了当时的北大学生在蔡校长‘兼容并包’这一方针下的思想分野。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个时期各自为政，互不相谋，真正是叫做‘自由发展’。”

如果政治少干扰一分学术，那么学术就会多一分自由，历史更接近一分真相。中国的社会发展主旋律虽然不再“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但阴影余威仍在；即使名义上消退，但若没有数代中国人上百年的艰辛努力和抵制，很难从人们的脑海心田中基本清除。

（注：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微信公众号：SSWYPL。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