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五四运动中北大两个主力社团的负责人傅斯年与许德珩有公开矛盾，原因既存在瑜亮情结，又掺杂意识形态。

百年前“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学，北大的学运主力是两个社团“新潮社”、“国民社”。新潮社主要负责人傅斯年是“五四”游行总指挥，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许德珩用文言文起草游行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但两人有公开的矛盾和持续的冲突，原因既存在瑜亮情结，又掺杂意识形态。

许德珩在1987年出版的晚年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中，曾两次指责傅斯年“告密”，是“坏学生”、“卑劣”，导致学生反日请愿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18年5月，傅斯年不赞成我们搞反日运动，竟跑到公府（即总统府）去告密，从此我们瞧不起他，他就更加投靠胡适”；“北京大学内部有一帮坏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学生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现在有些学生要纠众造反，向政府示威。这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这种卑劣行为，受到了蔡先生（按：蔡元培）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同学的鄙视。”

1979年5月5日，许德珩还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章，指责傅斯年“告密”。称1918年这次反日运动，“由于准备不够，又缺乏斗争经验，再加上北大内部有坏学生傅斯年等人的告密，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许德珩对傅斯年的这些指责非常严厉。此事的背景是日本政府为干涉苏俄十月革命，进一步控制中国，1918年5月16日、19日，迫使北洋政府先后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20日晚，北大学生在西斋饭厅开会，两个留日归国的学生慷慨演讲，反对媚日外交，反对政府向日本借款，反对出卖高徐、济顺两条铁路。

罗家伦看到大家只能发发议论，束手无策，跑上讲台最后一个演讲，“煽动”反日游行。“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次日，北大率北京各高校2000余名学生，果然到新华门请愿，要求公布并废除与日本签订的这两个不平等《协定》。总统冯国璋会见13位学生代表，许德珩是其中之一。学生缺乏政治经验，秘密协定并未废除，会见后就这么散了。请愿很平和，只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真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番”，下午5点余从新华门返校。

尽管罗家伦标榜这次请愿，是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的先声，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但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坚持学生在学校应多学习，不支持学生闹革命，过多干预政治，更认为学生的行动给北大带来危险，随即辞职。学生苦劝，担忧“北大坍台”，总统冯国璋也退回蔡的辞呈，好不容易挽留住蔡。罗家伦作为此次反日游行的发起人，受到部分北大同学责难。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有三个学生社团、学生刊物鼎足而立：《新潮》《国民》《国故》。1918年11月成立的“新潮社”，以支持陈独秀、胡适学说为主，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是维新派；1918年10月成立的“国民社”，用文言文写政论之作，鼓动介入现实政治，是行动派；1919年1月成立的“国故社”，以支持刘师培、黄侃的学说为主，反对白话文，坚持旧道德，是保守派。蔡元培对这三个学生社团及刊物都支持，但支持《新潮》的力度最大，《新潮》的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也最大。

这三个刊物的创办人和主持人都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的同班同学，其中《新潮》编辑为傅斯年、罗家伦；《国民》编辑为许德珩、陈剑修等；《国故》编辑为薛祥绥、张煊等。同班同学都分成三个阵营，可想而知当年新文化运动的震动有多大、分歧有多大、阻力有多大。与他们同班的新潮社社员俞平伯1979年赋诗《“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其五），记录和妙评这段轶事：“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

三个社团、三个刊物之间竞争论战，相得益彰，由于思想倾向不同和年轻气盛，难免暗自较劲、嫉优妒能，存在微妙的“瑜亮情结”。《国民》编辑许德珩在回忆录中承认，这三个社团“彼此之间隔阂甚深，甚至不相往来”，“我们与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不干”；“傅斯年不赞成我们反日，就不参加学生会”；“《新潮》提倡写白话文，我们《国民》就偏用文言体裁发表文章。……含有与《新潮》搞对立的意图”。

傅斯年和许德珩关系不睦，但两人都敬重李大钊。李大钊出面调解两人矛盾，智慧地“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共同点团结起来，组织在一起，《国民》与《新潮》才不闹人事纠纷。”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之前，李大钊又“动员《新潮》杂志社的罗家伦、康白情加入北京大学学生会，并说服我们允许他们参加，从而加强了北大学生间的团结。”新潮社、国民社的成员拧成一股绳，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力量。李大钊的调解，缓和了傅、许两人以及新潮社、国民社之间的尖锐对立关系，也壮大了“五四运动”的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