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既没有傅斯年告密的确凿“实锤”，也没有许德珩说谎的确凿“实锤”。许德珩在回忆录的《后记》中有说明，“因我年岁已大，有些事记不清楚，甚至记不起来，有些事在记忆上恐怕还有错误。”如许所说，他在回忆一些重大事件的重大细节时，确有遗漏，客观性、完整性有瑕疵。

仅以他的回忆录中涉及“五四运动”举例。其一，1919年5月3日凌晨，蔡元培从汪大燮处获知中国巴黎和会失败且拟签约的消息，同时告诉傅斯年、许德珩等新潮社、国民社成员多人，许只说“蔡先生马上透露给我”，未用复数“我们”，实情是蔡元培对傅斯年的信任和器重超过许德珩；

其二，据罗家伦回忆，5月1日或2日，傅斯年、许德珩、周炳琳、罗家伦等商量，既要对于国事有所主张，又要保存北大。办法是5月7日国耻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率领群众“暴动”。这表明北大学生领袖不分政治立场，对组织学潮抗议侵犯中国主权、施压政府、唤醒民众、保护母校，在“五四”前夕已有策划和共识。许未提及；

其三，傅斯年是自发的“五四”学生运动主要领袖，是5月4日上午10时在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的游行示威筹备会议两主席之一（另一人是段锡朋），也是下午1时游行的旗手、总指挥。许只字未提；

其四，5月4日上午10时，罗家伦临时受命，站在新潮社的长桌旁，15分钟一挥而就，用白话文写成《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喊出振聋发聩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不朽口号，敲响全民警世钟“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比许用文言文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更精悍有力，更具煽动性，气势如虹，血脉贲张，传诵至今，“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认为它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最好的表示”。（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许也只字未提。

“五四运动”60周年，中国刚冲出“文革”浩劫三年，许德珩时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章，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还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等。他们在爱国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也曾沉渣泛起，故作几下姿态”；“由于他们跟在胡适后面转，投机钻营，一心追求读书做官，因此，运动刚一过去，就立即暴露出背叛‘五四’精神的丑恶嘴脸”；“这几个人在胡适、蒋梦麟的支持下，用十万银元资送到国外镀金去了，最后都成为国民党的党棍、社会残渣。”

许文这些陈述充满偏见和失实，至少有九个可商榷之处。

其一，段、罗、傅这些学生领袖发起和推动“五四运动”，和许一样是基于爱国救国的真挚情感，与国共两党皆无关。“五四”潮起潮涌之际，既无中国国民党（1919年10月10日改为现名），亦无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创立）。

其二，“用十万银元资送”与史实不符。出资人是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出资额只有5万银元（李菁《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出资目的没有任何功利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无关。1920年9月22日下午，江苏教育会召开留美出国人员欢送大会，穆藕初一到会场，就有记者询问：“穆先生一诺五万大洋，心欲何求？”他答：“既不求沽名，亦不求钓誉。我之惠人，己所愿也，并不企望报答。惠人以图报，非君子所为。”

其三，这批留美生不仅是许所言“在胡适、蒋梦麟的支持下”，更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主持和决策。1920年5月，穆藕初致函蔡元培，所附《穆之奖学贮金简章》第四条清晰授权，选派学生“由蔡孑民、胡适之、陶孟和与蒋梦麟四君随时考察而定之”。由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界有崇高威望，晚年又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也为中共所尊重，许文回避了这个重大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