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还是推算在中国乡村既有“硬件建设”（乡村住房、产业用房和基本建设、市政公用设施等）的现代化建设改造上，可为中国未来发展所可提供的巨大空间。仅上述各项年均贡献率相加，就已相当于2017年的全国GDP 18.1%。

除了现有的存量资产的现代化改造外，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发展，势必还将带来新的增量的发展。首先是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国家战略下可能带来的城乡融合型新兴事业的发展，其次是移动互联网信息时代大背景下城市产业的“上山下乡”等。

自从中共十九大正式把“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重要一环后，一年多以来这方面的推进尤其是创新并未见到大的建树。这不是说这方面难以有大的作为，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传统三农治理模式的惯性思维，使这方面的创新受到了大大制衡。

早在一年前，笔者就在FT中文网上发文《乡村振兴，希望在城市中产阶级》呼吁，政府应在顶层政策设计上打破门槛，开辟城市退休人群到乡村实现田园养老的“阳关大道”。

根据测算，七八千万城市养老人群在乡村田园养老，仅在养老住房建设改造上的投入就将达到11.6万亿元（以10年周期计算，年均也可达到1.16万亿元）.此外，这七八千万养老人群和伴随而来的2000多万养老及其他服务业产业链上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回归，中国乡村新增的上亿人口的回归，每年也可为农村新增1. 8万亿元的消费市场。

乡村田园养老一项，每年就可为中国乡村带来近3万亿元（2.96万亿元）的产业发展，仅此就相当于2017年全国GDP（827122亿元）约3.6%。如果把城乡融合其他方面可能带来的乡村经济增长考虑进去，城乡融合一体化每年贡献全国GDP的5%并不是梦想。

而移动互联网信息时代新兴产业的“上山下乡”，以及传统城市产业向乡村的转移，更会因为营商成本（如住房、产业用地和建房以及劳动力价格等）的大幅下降，信息时代远程办公生产的便利（如互联网+乡村振兴所带来的乡村电商平台、远程控制智慧产业和智能化植物工厂，特别是互联网带来的创业、工作和生活的乡村回归等），以及数以亿计乡村劳动力和消费人口的增加，都将使这方面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产生突飞猛进式的跳跃巨变。

以上，还是我们所能看见的“硬件”方面的乡村现代化，可能为中国在今后15年走向现代化发达国家所可能带来的发展空间。而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也绝对不止这些方面，还有大量的“软件”建设需要政府和社会巨大的投入和建设。比如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文化体育等方面，中国在乡村这些方面的投入，都远远低于城市的同类水平。

仅以城乡基本医疗卫生为例，根据一份研究报告，在中国每年卫生总费用只占GDP4.5%～5%低水平下，卫生总费用在城乡间的分布也极为不均衡。2003～2012年的城市卫生总费用增长近4倍（从4，150.32亿元上升至21，065.69亿元），而同期农村卫生总费用只增长约2.8倍（从2，433.78亿元上升至6，781.15亿元）。

城市和农村卫生总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之比，也从55.6%比44.4%，大幅扭曲到67.2%比32.8%（城市占比最高的2007年曾达到了77.5%）。

在2012年，中国城市的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2.81倍，人均保健支出也是农村人均2倍以上（本段数据引自刘一欧“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投入对比研究” ）。可以说，在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发展中，仅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一项，每年的投入也需要增加数以万亿元。

综上所述，中国要在今后15年的时间里大刀阔斧的推广实施乡村现代化，至少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200万亿元以上的天量市场。那怕由于种种原因，实施和完成的力度打个对折，核算下来每年也可为GDP的增长至少提供7-8%的基量。这对渴求以发展创新来重新激活迟缓的经济增长、对抗中美贸易战等所可能带来的“贸易衰退负能量”的中国来说，可谓是不可忽略的历史机遇和最佳的发展路径，也是不受制于人的最大底牌。

当然，这200多万亿元的中国乡村现代化市场所需要的天量投入，绝大多数不可能来自于政府的公共财政，主要还是依靠社会各方的市场化资本投入。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破除城乡二元化体系政策法规体系下所设置的各种门槛，让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以及各种市场要素，能在市场的驱使和利诱下扛起打造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担。

同时，这也并不表示政府在乡村现代化的建设中可以“降费减负”。恰恰相反，只有中国各级政府在乡村现代化的建设投入中，拿出数倍于以往的财力物力人力，在中国城市化大潮被边缘化、空心化和贫穷化的中国乡村，才有真正扛起再造中国下一个现代化的可能。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公共财政投入的倍增，并不代表在中国政府总的财政盘子中需要同步增加相应的财政投入。可以通过优化财政投入的结构，缓解公共财政方面的政府压力。在中国政府“稳增长”的惯性思维中，“铁公基”一直是主旋律，甚至当这些基建设施投入的效益因为过度饱和有效性为负时，为了保增长保就业等也在所不惜。

而乡村现代化的建设，则为政府投入的高效创新和有的放矢，无疑是开启了新的“金光大道”。

（作者系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