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中国官员晋升的相关文件（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并没有对学历取得方式加以严格限制，官员在职读研所获得的硕士、博士学位同样可以成为该官员传递自身学历高能力强的信号。

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为了获取权力背后的政治经济资源，一些教育部门不惜降低门槛，甚至主动配合官员进行学术不规范行为，使得在职读研成为官员获得文凭成本相对低廉的一种实现方式。

我们研究团队利用中国2005年-2013年地级市（含副省级）市委书记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官员在职读研与个人政治晋升实现之间的关系，为官员围绕在职读研所体现的政治晋升中的激励扭曲问题提供了较为直接的经验证据。我们的研究发现，拥有在职研究生学位，特别是在职博士学位将使政府官员与同僚相比更早获得晋升。平均而言，拥有在职研究生学位的官员比没有相应学位的官员年轻1.50岁成为市委书记；其中拥有在职博士学位的官员与没有在职研究生学位的官员年轻2.62岁成为市委书记。

然而，我们进一步考察在职读研的官员与其所服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绩效表现之间的关系时发现，那些具有在职读研经历晋升为市委书记的官员并未显著改善所服务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表现。这与政府官员通过在职读研提升其知识和技能后更好地履行市委书记的角色，使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实现显著改善的预期并不一致。不仅如此，我们的研究同时发现，具有在职研究生学位的官员甚至在未来更有可能涉及腐败等案件受到党组织、司法机构调查处理。

基于上述研究的有限证据，我们倾向于认为政府官员热衷在职读研背后的更为强烈的动机是：向信息不完全但有权决定官员晋升的上级组织部门传递自身学历高能力强的信号，提高政治晋升速度，以实现快速政治晋升目的。而官员在职读研很大程度上是对其政治晋升有利的“镀金”而非个人能力真正提升的“真金”。这种片面强调高学历的晋升选拔机制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官员的行为，抑制了政治晋升对官员原本的隐性激励作用。官员在职读研由此成为中国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中存在激励扭曲问题的典型表征。

我们看到，中国在职读研学生中不仅充斥着翟天临这样成名的演员，而且还有为数众多的各级政府官员。这部分官员一方面继续从事所负责的党政工作（其中很多政府官员居于领导岗位），另一方面则成为在教育部门注册的学生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轻易获得在普通人心目中需经历“十年寒窗苦”才能换取的读书人、文化人身份或者说传统中国社会“士大夫”（硕士、博士文凭）的文化认同。

不仅如此，在这些在职读研官员中，选择的研究领域五花八门，追求的学历高低不同。一些官员选择需要大量实验室时间投入的工学，甚至理学专业作为研究领域；一些在职读研官员选择研究方向与早期大学教育毫无关联，却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获得学位；一些官员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独具一格的学识与能力和树立学者型官员的形象，不满足于获得博士这一学历教育的最高头衔，进一步进入博士后流动站，来获得被中国社会一定程度上认同为含金量更好的学历。

例如，天津市前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武长顺获得某大学工学博士文凭并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云南省前副省长沈培平本科期间学习中文专业，却用3年时间于某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并于5个月后被聘任为兼职教授；江苏省前南京市长季建业获得某大学法学博士后的头衔。这些高低不同的文凭成为日后政府官员早日实现政治晋升的敲门砖，在职读研也相应成为政府官员提升晋升速度的捷径。

基于我们研究团队的上述研究，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除了强化货币薪酬在官员激励体系的基础性地位（例如高薪养廉），通过推进公务员的职业化相应淡化政治晋升的隐性激励作用外，在官员政治晋升的决定环节上应强调由缺乏当地信息的上级部门决定转变为信息更加对称的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在官员政治晋升的考核内容上相应从以往关注便于量化考核的文凭等转为更加重要的实际工作能力等的考察。

我们上述研究也同时提醒教育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应该将在职读研回归到提升知识和技能、实现终身教育的本意和初衷上来，而不应成为帮助官员实现政治晋升的捷径与镀金的工具。正如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名额，特别是博士名额是稀缺资源。如果在职官员占有了，则在学术上会排挤一些更有学术追求与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在官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是没有高学历的竞争者。官员在职读研的低质量不仅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名誉，事实上也是国家科教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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