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士大夫集团内部引入竞争，“搞平衡”的一个典型例证是，通过科举考试正途成为士大夫的读书人瞧不起通过捐纳这一“异途”获得功名的同样读书人。张仲礼对此评论道，“‘正途’出身的绅士（士大夫）尤为强调这种差异，从而在面对‘异途’竞争时保护其来之不易的既得利益”。按照明恩溥的观察，“士大夫的学位头衔使其在每个村庄上成为村庄婚礼或葬礼的常客，处于重要位置的头面人物，不仅经常与县官保持联系，而且常常被请去帮助解决村庄的各种争端”。而对于那些由于教育资源有限而从未受过，甚至接触过教育的农民来说，他们“一直都对学问怀抱盲目的尊敬，有时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

在上述动机下，原本知识的学习逐步演变为“最终为获取某个学位而考试”。面对通过有意人为的社会分层所带来的士大夫阶层优越感的强大吸引力和日益固化了的社会分层，如果底层社会的读书人希望鲤跃龙门，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才有希望改变身份。按照明恩溥的保守估计，在乡村学堂，甚至不到3%的读书人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成功。而其他97%的学子也不得不按照一定的惯例行事，仅仅是因为“这种惯例是人们所了解的唯一的有可能让他们获得成功的方法”

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幻想自己成为那幸运的“3%”，20个学生中有19个学生不得不戴上“铁枷锁”，来陪伴那幸运的第20个学生。以至于，这些可怜的学子“似乎每天在思考，并且在他生活的每一天都不停歇”，即使变成“不器”（不具“一才一艺”）的“君子”也在所不惜。

然而可悲的是，不计其数的人正如明恩溥所指出的那样，“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从他们的学堂教育中受益”，“一些尽管在学堂待过一年到十年不等的时间，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原来学过的知识，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

从上述文化传统和制度根源中，我们似乎并不难理解为什么已经功成身就的演员翟天临会去读设立初衷仅仅为培养从事教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的博士后了。

如果说像翟天临这样成名的演员却依然选择在职读博可谓凤毛麟角，那么，在现实中，更多选择在职读研的很多来自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据《南方周末》早期的报道（2013年12月20日），在中国27个省的副省级和地级市的286位现任市委书记中，高达83%（237/286）的官员具有硕士及以上文凭，但其中73%（173/237）的官员是靠在职读研获得。长期以来，由于准入门槛低、学习质量差、同时占用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官员在职读研受到社会广泛诟病。

除了张仲礼和明恩溥给出的文化因素和制度根源，信息严重不对称下现行政府官员选拨和晋升制度导致的激励扭曲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制度诱因。

官员选拨和晋升制度是中国行政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保障制度之一。建立相对公平有效的官员晋升制度在激励官员努力工作、维护行政有序运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作用十分重要。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中国官员晋升制度文件的相关规定，官员晋升除了需要符合基本要求外，上级组织部门还鼓励所选拔官员应该在学历水平和专业素质等个人资质方面具备某些优势。

例如，200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中要求：“要逐步提高对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要求。提任市（地）、县（市）两级党政领导职务，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应达到一定比例，提任省部级领导职务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较宽的知识面，有与履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善于学习，不断更新知识，能够适应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对本职工作的新要求；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具有运用理论和有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上级组织部门对所选拔官员的学历水平、专业背景等方面的鼓励和偏好可以追溯到邓小平时代对“干部四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和革命化）中对“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在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上级组织部门重视能够推行经济改革，与现代政府管理需要的匹配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上级组织部门由于缺乏当地信息而存在的有效识别人才的困难。

例如，对于如何才能称得上是“知识化”或“专业化”，无论在上级组织部门和所选拔官员之间，还是在上级组织部门内部往往很难形成一致认识。当希望获得政治晋升的官员与有权决定官员升迁的上级组织部门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时，一个新的纳什均衡出现了：对于上级组织部门，希望通过由第三方（例如，教育部门）提供的相对客观的文凭、证书来证明所选拔官员的能力；而对于希望政治晋升的官员，则希望选择成本相对低廉的在职读研的方式向上级组织部门传递自身学历高能力强的信号，以帮助加快政治晋升速度。

虽然我们不能排除部分官员读研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实现终身教育的目的，但对于很多政府官员而言，读研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得可以用来向上级组织部门证明其学历高能力强的文凭和获得成为“士大夫”的传统社会文化认同。出于上述动机，官员放弃目前的工作（以及相应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来全职学习，甚至未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显然并非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