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刚：翟天临“学位门”再次激发公众对国人热衷高学位现象背后原因探究的热情，其中不仅有文化因素，也有现实制度根源。

演员翟天临“学位门”事件再次激发了公众和媒体对国人热衷追求高学位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探究的热情。应该说，在中国，热衷于通过在职学习方式获得与他们目前从事的职业也许有关但并不太大的博士头衔，甚至博士后，在自己头上戴上耀眼的光环的人士并不在少数。演员翟天临只是其中众多的热衷者中“不幸”弄巧成拙不小心曝光的一位。

博士项目设立的初衷是为大学和研究机构培养科研教学人才，而博士后则只是在研究人员找到正式工作岗位前为未来研究开展进行相关准备（例如，等待博士期间研究成果发表）的一种研究制度。博士已经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学历教育的最高学位，并没有在国人眼中似乎比博士更高的“博士后”这一学历头衔。

在西方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接受在职教育的往往是需要通过工作来筹集学费和生活费，并没有形成稳定的职业发展预期的年轻人。所选择的专业大多集中在偏重应用的工商管理（MBA）和各种工程类。这些年轻人往往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扩展社交网络等为主要目的，希望通过在职学习积累未来新的职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和素质。因而，以翟天临为代表的一部分“热衷者”一方面本身已经功成名就，另一方面却占用十分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在职学习的现象在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都将是十分罕见的。

那么，为什么翟天临们如此热衷于追求高学位呢？

剖析这一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我们不禁发现，其中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因素，而且有现实的制度根源。

首先，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士大夫”的崇拜文化有关。在中国传统社会，一旦成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的士，即使不是官吏，不仅“同官吏一样，其特殊的称呼、饰物、顶戴、服饰都不同于平民百姓”，而且当地官宦会秉持“为政不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礼，故不可权势相加”的态度，士大夫将受到不同与平民百姓的对待（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而“士大夫”的地位是需要通过考取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

尽管“以古人的智慧为基础的中国教育”在一百多年前的传教士明恩溥看来，既“没有为道德败坏提供对策”，而且“它们太杂乱，太局限于自己的范畴了”，甚至“警句式的道德箴言、自传片段、政治经济的小结、历史碎片、礼仪规则，以及大量其他各式各样的主题，都被无计划、无规则、无进展地混合在一起”（参见明恩溥，《中国的乡村生活》），但每位梦想成为士大夫的读书人必须砥砺孜孜以求景行景止。

其次，这与封建社会统治者刻意维护阶层分化的制度设计有关。

在明清时，得到士大夫地位最低一级学品被称为“生员”。之所以称为“员”，是因为每个州府县经过考试录取的学生数额是固定的。张仲礼引用相关材料表明，“中央政府利用这种竞争为手段来控制绅士（士大夫）。在绅士内部集团间搞平衡，以便将他们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谓“二桃杀三士”。生员之上更有“举人”和“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