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前朋友”

许多国人把特朗普的对华策略归罪于鹰派把持，这固然有几分道理，但是忽略了全面的考量。正如《经济学人》在2018年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国应该少关心老敌人，更多关心前朋友》中指出的：“比起鹰派，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多为幻灭的鸽派所推动。”这篇文章指出，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者摇旗呐喊鼓吹多抓几个加拿大人泄愤，其实忽略了“前鸽派”所带来的更棘手的挑战。

来自西方的这些鸽派外交官、学者、政治家、高管和企业家并不是鼓吹“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者，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才更值得注意。很多国际主义者担心中国正拉拢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使其能够接受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威胁了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其他思维模式。最重要的是，这些“前鸽派”有一种共识：20年耐心地劝诱中国改变并没有奏效。

“美国的中国政策机制涉及各个政府部门和国会双方成员，他们希望改变对华策略，而不是编写这里一条新的法规、那里一张营业执照这样特定行动的愿望清单，他们想要谈论高端原则。这意味着告诉中国不能以美国为牺牲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本身是外国企业的监管者，并且通过国有企业成为外国企业的竞争对手，那么给予外国公司市场准入的意义不大。”

曾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华外交官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曾经是中国的长期支持者，他参与了11月由斯坦福大学附属胡佛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促进建设性的警惕》的报告研究小组。这个项目集合了20多位美国智库人士、学者和观察中国的前官员，分析中国在美国施展影响力的种种行动。

戴博在接受《南华早报》12月13日的专文《从鸽派到鹰派：为什么美国温和的中国观察家对北京日益持怀疑态度？》的访问时提出了与傅立民相反的看法，认为中美贸易纠纷并不是美国率先挑事。

《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报告的另一个“中国通”参与者是前美国驻华大使（任期1985-1989年）温斯顿•洛德，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高级随员，在1972年与毛泽东的会晤时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做笔记。

虽然洛德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与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但认为近年来冲突已经大大升级：“在亚太地区，显然中国有合理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关注，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试图将美国赶出该地区是不可接受的。”并且“双方都有间谍，我们不应该持有双重标准，但网络盗窃商业机密是不可接受的。”

在最近美国政府加强对访美的中国学者签证及活动的审查之前，《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报告中指出，美国学者在访问中国时早已面临了诸多限制，并呼吁美国智库在这样的情况下拒绝接待中国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事务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正常的学术研究不能在中国进行……外交部的档案直到两年前才开放，现在它们已经关闭。但中国人可以到我们的档案馆。

”并且中国对美国学者其他日常活动的限制也有所增加，包括进行调查和街头采访：“对任何级别的官员和普通公民进行采访都非常困难，许多图书馆也受到限制。正常的学术活动还有许多其他障碍。”

这些观察似乎反映了一种矛盾：我们不是经常埋怨美国人不懂中国吗？这些限制不正是为试图了解中国的美国人设立更多障碍吗？

《善良的天使》

我最常听到关心中美关系友好的人士对于中美关系恶化的解释是：美国人太不了解中国了！这里面有严重的认识上的逆差。他们所建议改善的方向是，美国人应该多到中国去看看中国的发展，这可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还有应该有更多的美国留学生到中国留学，并且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另外，中国与美国彼此之间对外旅游的逆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