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裘蒂：中国的老朋友对于美国当下盛行关于中国的负面叙事有何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培养新一代的“老朋友”？

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在贸易战的氛围下，似乎少了双方官方庆祝的火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2月18日在纽约庆祝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以讨论会的形式纪念这个里程碑。同时中国国内刚举行官方盛大的改革开放40年庆。我认为，中美建交40年与改革开放40年几乎同步并非偶然，也就是说，美国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有一些美国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推展。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史蒂芬•欧伦斯主持的讨论会上，可以看到不少所谓的“老朋友”、“中国通”或“拥抱熊猫者”，他们回顾了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演变与成就，并评论未来40年将会有何挑战和机会？

但是综合观察目前的中美关系，我们更要关心的是：中国的老朋友对于美国当下盛行关于中国的负面叙事有何影响？中国的老朋友哪儿去了？中国又应该如何培养新一代的“老朋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历史渊源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国外交辞令中标签长期对华友好的重要外国人士的正式用语，这个称谓算得上是官方层面的最高评价。方可成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14）一书中研究了这个中国政府认可的称号的沿革：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指定的“老朋友”主要是作家和记者，他们来到中国采访共产党，做出了积极的报道，并帮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另外还有医生，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籍的白求恩大夫，到中国救治了受伤的共产党员。

1949年以后，那些被称为“老朋友”的人大多是第三世界的领袖，因为当时冷战已经展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相当孤立。第三阶段的“老朋友”主要指帮助中国重建外交关系的人，例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第四阶段主要指经济改革后帮助中国进入国际组织的人，例如国际奥委会著名的前任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他帮助中国成为奥运会的东道主。

方可成分析了1949-2014年《人民日报》的数据，认为自1997年以来，官方使用这个词的频率一直在下降。在此之前高频出现率包括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需要“老朋友”的帮助; 其次是1990年，在“八九”事件之后，中国被孤立，需要“老朋友”来帮助它恢复国际关系；最后一次是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中国，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哀悼或祝贺，因此被称为“老朋友”。

以国度分，最多的“老朋友”来自日本（111），美国居次（55），远胜于排名第三的英国（24）。

“老朋友”和“中国通”看中美建交40年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讨论会中，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尼克松访华首席翻译、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在题为“美国对华政策成功的反讽”的讲词中，猛烈抨击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当我们美国人在几十年的敌意和排斥之后重新发现中国时，我们很容易回到我们在共产主义时期之前所表现出的家长式传教思想的最新版本，隐含地将自己定位为中国人的守护者和导师。现在中国人已经从我们的监护中毕业，并且自己也成为了世界的老师，我们就不确定如何与他们相处。”

傅立民所说的这种“自命为恩人、要人领情的”的心态，应和了中国舆论对于美国姿态的观感，也类似中国官方的观点：

“试图在国际上推翻多边主义并以单边主义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拒绝批准国际协议，退出或废除那些不方便或繁琐的协议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通过入侵、占领、采取秘密行动、对他国进行经济战争来改变政权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公开蔑视其他国家的主权，不断扩大可怕破坏性外国战争名单的好战者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

傅立民认为“我们与中国存在分歧，并对其贸易和投资行为提出了一些完全合理的抱怨。经验表明，通过明智的外交，可以经由谈判解决与中国的此类争端。这些不能，实际上也不应该，构成一个挑动战争的情况。如此对待这些问题不仅会让我们付出沉重代价，还可能具有毁灭性。”

参加座谈的其他中国专家的讲词没有如此的火药味。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的荣誉退休教授蓝普顿认为，建交40年来，中美双方在学术领域如医疗、卫生研究方面的合作，产生了互惠的积极影响，中国来的学生和研究员已成为美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美国对中国的高等教育顺差，反映为35万名中国留学生每年向美国大专院校支付130亿美元的学费和费用，相当于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大豆的收入。

他也提出，具有争议性的孔子学院，应该限于不关乎意识形态的语言教育，而不涉及学术研究。美国资深中国演艺顾问凯茜•芭芭什则追溯她如何协助中国表演团体访美，和美国文化团体到中国表演，以“文化外交”带动双方的互动。近年来看似稀松平常的活动，在40年前像天方夜谭。

但最受人瞩目的发言，应该来自代表美国商界看法的“中国的老朋友”——93岁高龄的美国史带金融财团董事长、AIG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他以“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业家”的身份，改革开放40周年庆大会里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10名国际友人中的一名（由他的儿子在北京代领）。

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庆祝会上的发言中提到，AIG的前身是一家在上海起家的公司，他对于这个地理渊源一直十分自豪，他在中国闯荡了20年，才从朱镕基手中拿到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拿到的第一张营业执照。

更重要的是，格林伯格8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友好建议：除非你做出回应，否则你不能期望继续获得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款》。他在演讲中重复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中国在开放之初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建立了贸易壁垒，以建立其新兴产业。出于战略原因，这对美国等外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中国的官僚机构、政府政策、充满障碍和延误的监管程序、结构性障碍，例如政府机构因强迫提前退休而导致的更替，以及中国官员的心态，都存在对外国人的歧视性待遇。这一切都需要改变。当中国不愿意回应时，中国不能指望在国外市场继续获得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有权提升公平竞争力。”

格林伯格的《华尔街日报》评论在美国的中国观察者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但震撼力不如11月初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中谈中美关系，一反既往的典型“中国的老朋友”的“外交辞令”，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提出尖锐看法。

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难道不再为中国站队？有异议的中国专家，还能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吗？其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书封面上显示的副标题是：“他们有的一直是朋友，有的本来是朋友，却突然形成陌路，有的本来是对手，后来却成了朋友。”这意味着老友们并不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实际上，方可成认为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经历，甚至相当多的老友（大多是第一代老友）都曾公开批评过中国的党和政府。

即便如此，中国对“老朋友”的善意批评的接受度有多大？又有哪些“老朋友”能够在当下的美国为中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