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事诉讼的标准

与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原则有别，美国刑事诉讼中定罪的证据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也就是说，陪审团只有在检方提出的证据能够排除所有合理的怀疑之后，才能够判定被告人有罪。如果陪审员对被告人是否犯罪存有合乎情理的怀疑，那么陪审团会认为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还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就会判定被告人无罪。

刑事法庭的假设是刑事被告人是无罪的，检方（也就是政府）想要推翻这个无罪假定，必须通过证明被告人被控犯罪的每一构成要件都排除合理怀疑，从而让陪审团员全数同意。通常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需要达成整体一致的判决，而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通常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多数同意的决定即可。

因此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优势”举证责任标准，比检方（政府）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要轻得多，基本上只要有比50%多一点的可能性证明发生了性攻击行为，就可以判定某人要负责任。

那么女方是否应该提出民事诉讼呢？根据检方不起诉的决定，可能女方的说法至少是前后矛盾的，那民事诉讼应该会面临困难。周东发指出，刑事案件定罪的标准虽高，刑事起诉的标准，其实跟民诉的标准等同，也就是超过50%的可能性就可以起诉，如果检方认为连起诉的标准都达不到，就表示民诉要胜诉有相当难度。

辛普森杀妻案最大的不同点是：辛普森的刑事案经过了庭审以及漫长的证据发现和证人交叉互审的过程，有许多对原告有利的证据，被害人才决定起诉，而刘强东案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因此周东发认为民事官司没戏，如果是他代理女方，他将建议女方不起诉，因为在他看来赢的几率不大。

同时，目前看来，刘强东可以控诉女方诬告，但是他应该会考虑到不想让负面新闻继续霸屏，所以不会出手。一旦女方提出民事诉讼，刘强东肯定会反诉她诬告。

黄晓夫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女方民事诉讼仍然有戏，因为在民事法庭陪审团的眼里，整个饭局的组织和场景可能是为了让一个45岁的富豪占一个21岁大学生的便宜。在衡量证人的可信度时，必须考虑到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私心和偏见来看一个事情，也就是说，不同的检察官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并提起诉讼。

比方说，控告人的律师威尔弗罗林说，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从未要求与女方见面，也从未问过她一个问题。弗罗林还批评检察官办公室在圣诞节假期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其决定，甚至没有礼貌性地先知会女方的律师。

那么弗洛林的批评是否合理？检察官采访受害者是否常见？

黄晓夫认为在一起强暴案中，男女各执一词，但是在现场的也只有两个当事人，因此受害者的证词十分重要，此案的检察官却完全没有询问受害者，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至于提出指控的女学生是否有可信度，这个问题应该是由陪审团来做决定，而不是由检察官做主。

并且，黄晓夫指出，在一个典型的强暴案件中，受害人往往处于精神和心理困惑的状态，更何况这是一个中国来的女学生，美国的警察可能也不知道如何解读中国女学生的反应。当女学生的朋友第一次报警时，她的脑子里面可能充满了各种想法。事实上，隔天她是在校方的建议之下才报警。

假如面对一场民事诉讼，刘强东可以拒绝来美出庭吗？黄晓夫认为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和一个美国上市公司的领导，从法律程序而言，很容易送达传唤刘强东出庭的通知，并且他的一举一动很难逃人眼目，刘强东如果拒绝出庭将是不智之举，。

不论如何，如果女方决定提出民事诉讼，通常庭外和解几率很大。今年4月，在对美国有“慈爱父亲”人设的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的性侵刑事指控重审开庭时，检察官表示，科斯比曾支付一名指控他性侵犯的女性和解费338万美元。

女企业家吉尔•哈斯于1997年起诉特朗普，指控其违反合同，同时也起诉其非暴力性骚扰，但作为与前诉讼有关的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她撤回性骚扰的诉讼。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因涉嫌性侵一名酒店服务员被捕，但坚持无意就针对他提出的民事诉讼进行谈判。后来民事诉讼以未公开的金额（据报道为150万美元）私下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