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如果太分权了，地方就会坐大，就会强化官僚和地方官员的地方利益观念，失去大局意识，结果也会产生很糟糕的结局，即地方主义的崛起，破坏国家的整合，甚至导致国家的解体。

这里讨论的种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局面,其实离人们并不很远。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在1980年代，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集权和分权的困境，即“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不仅表现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包括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关系上。

但经过1990年代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改革（例如分税制），1980年代过分分权的状态得以改变，也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因此之后人们似乎不那么频繁讨论这个恶性循环了。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现象已经消失了。事实上，这个恶性循环仍然存在，只是变了形态，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出来。

十八大前后所发生的就显然是这种循环的表现。十八大之前的很多年里，因为过于分权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导致了不小的政治危机。在顶层，因为党内民主机制的不健全或者制度化程度过低，党内分权导致了政治学里面所说的“寡头政治”的崛起，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党内的“团团伙伙”。

周永康、令计划和军队的徐才厚、郭伯雄等可以说是典型的政治寡头主义。

寡头主义的崛起损害党的整体利益，威胁到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在地方则表现为地方主义。地方之间的互相竞争不可避免，竞争促成地方官员能够有效利用地方的比较优势、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改革来发展地方。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地方竞争只是政策之间的竞争。

但十八大之前的地方竞争则大大超越了简单的政策领域，而涉及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当时重庆所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形。再者，因为过于分权，党内责任成为大问题，即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集体领导变成无人领导、集体负责变成无人负责。

这样，党内各方面就出现失控状态，尤其在腐败方面，十八大之后反腐败运动中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落马”是有其背景的。

正因为十八大之前过于分权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十八大以来就出现集权趋势。无疑，集权并非领导人的个人选择，而具有必然性。不管谁当政，只要具有国家整体利益和执政党整体利益观念，都会通过集权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是否能够集权又是另一件事情。

历史上，分权出现了大问题，但中央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再集权的例子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