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贫富不均。

市场经济是能者的天下，而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像北京人，家国情怀很大，喜欢谈政治，上海人则擅长搞金融证券。社会分化必然会产生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人，而像我们这样的大多数人只能读书，再按部就班做公务员或下班后想着明天干什么，计划怎么发财，第二天起来却又跑到办公室。

有富有穷，穷人是穷人党，富人是富人党，这是不受控制的“自发秩序”。19世纪，党都是阶级政党，是按照富有程度划分政党的。多党政治是代议制民主，选出来立法、决策；而代议制民主的结果是寡头政治，少数人享有。

我研究民主理论十来年，反思了很多；而西方学者对自己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反思，更深刻、更多。

2014年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个教授研究了1981年-2011年30年间美国的1881个政策案例，看哪些案子最后成为法律，哪些没有。结果发现，富人集团提出来的诉求基本变成法律、政策，而穷人等弱势群体提出来的变成法律的，不及富人的三分之一。最终结论就是，美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寡头国家，充其量是寡头民主。

讲到这个地方，可能有人跟我辩论，你说体制有问题，但它们很不错，比如空气好、人富有。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更多阅读来了解历史。西方人喜欢把这些东西归结为好体制、好制度，这是结果。但是富有是怎么来的？我的总结是“两进一出”：

“一进”是战争直接掠夺。1895年《马关条约》赔偿2.3亿两白银，有了这个钱，1905年日本就在东北发动日俄战争，和俄国决一雌雄。战争掠夺对西方国家而言是很常见的。

另外“一进”是全世界购买他们的工业制造品。1840年，东西方的工业生产总值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到1980年，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占到90%，全世界都要向它纳贡，消费它的东西，财富由此滚滚而来，结果就是他们有钱搞福利政治，建立福利国家。

至于“一出”，因为工业化是消灭农民，新的阶层兴起。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简单说就是两个字：走人。我到爱丁堡，看到有资料显示，1800年-2000年，当地人口数量逐渐降至20%以下，苏格兰人都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去了。另外一个数字，是1900年-1930年，意大利总共5000万人，走了600万人。但这没有解决国内矛盾，最后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墨索里尼政权诞生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还给墨索里尼发电报：“祝贺你，避免了一场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产生。”

所以，“自发秩序”第一步是实行市场经济，第二步必然会产生社会分化，如贫富不均、地域问题、城乡问题等，第三步是“马云”他们想搞党，叫“马云党”。真马云大概不敢想，因为马云同志是共产党员。

将“自发秩序”和“民本秩序”两条道路做一个现实的、有可比性的比较。

我有两组数据：“1：9”和“1：150”，“1：9”是“1：150”下的概念。

150是二战以后新兴的国家有150个（左右）。因为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会员国是54个，到现在达200个左右。就国家意义来讲，150个肯定是大数据，而这个大数据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实行自由民主——就是走美国式道路——而走向发达的，一个都没有。

其实二战以后走向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少，如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这些，大多数在儒家文化圈。联合国经常宣讲博茨瓦纳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我以前没听说过，一查，博茨瓦纳是“非洲之星”，单一民族，人口225万，人均收入7600美元左右，但艾滋病感染率是25%。联合国、世行把这样国家当样板。

而“1：9”……10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亚洲6个（中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非洲2个（埃塞尔比亚、尼日利亚），南美2个（巴西、墨西哥）。这10个国家是1：9，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另外9个是“自发秩序”。中国和印度在国家治理意义上还具有可比性，和其他国家的可比性不是很强。因此，我们常把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

有一次外交部驻印度大使到我们学院做报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很了解印度。代表团到孟买——孟买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上海在中国，印度人问代表团，“你们上海比孟买落后多少年？”我们代表团一听，傻了，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但还是回答：“落后很多年，等你们指导”。半年以后印度代表团回访到上海，代表团团长掐自己的腿：“醒醒，这不是纽约，这是上海！”

还有一次，我的学生陪同前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度，从机场到国宾馆，一路两边锦旗招展，上面有字。翻译说，上面写的是“我们赶快发展，否则中国就赶上我们了。”

其实中印在一些领域也不具备可比性。如印度孟买、德里改造贫民窟，因涉及侵犯产权等社会问题，他们改造贫民窟的速度得1500年。还有个说法，“印度人不急，内急也不急”。而莫迪一上任就是“干净的印度”——原来不是不急，是随地大小便。

中国的国家治理理念

从大历史来讲，过去100年是各种极端化意识形态轮番上演的过程。从1900年开始的100多年，出现几种主要意识形态：1900年-1929年、1930年，主要鼓吹放任自由主义；19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后来崩盘了；1940年代-70年代的40年，有苏联模式斯大林主义；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

再好的意识形态如果极端化，最后都要破产、崩盘。为什么？因为不符合人的需要。人有利益上的分化，利益分三六九等，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同阶层有不同需求，这是垂直的；横向的，人的观念有左中右，天然分布没办法。任何单一意识形态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因此，一个国家（可能）有不同价值观，有主流的同时也要包容其它分支。

根据调查，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以治理为导向的意识形态——中国老百姓谈民主，其实是在谈民生诉求。以治理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就是人的需要差不多，左中右、上中下，意识形态不极端化、单一化，公共政策有包容性。

怎么包容？中国政治几个层面，最核心是政体，政体宪法规定，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是我国的政体，在延安就是这样界定的。

民主集中制这个东西，外国人很难理解，因为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中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是：首先教权与皇权对立；教权淡化后，接着是皇权、国家权力和商人、社会权力的对立。社会一直是二元对立，因此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界限分明，不可调和，这是西方历史决定的社会方式。

在延安，西方记者问毛泽东，民主和集中怎么能够融合呢？外国人不懂，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很天然的，先民主后集中，没有好的民主就没有好的集中。

根本政治制度下有几个层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有民主，有集中。

集中，就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是政治单一制，地方权力由中央授予，地方立法必须跟国家法律相一致。地方的权力有四大班子：党委、政府、政协、人大，四个一把手都是中央组织部直接考察任命的。副部级、副省级都是。这是集权单一制。

经济上，改革开放40年来实行经济联邦主义，权力是下放了，其实中央和地方权力共享，比如税收上有国税、地税，中央地方共享。一般网民不懂中国财政体制，以为财政报表告诉我们，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五六个省市是财政赢余，其它全部亏空。其实，中国财政体制是分税制以后，60%的税收到中央，再转移支付；各个省看起来是赤字，转移支付以后就弥补了亏空。

经济联邦主义是权力分享与共治，在税以外的很多地方，地方政府权力大了去了，如怎么城市规划，中央是不管的。

二是政府与市场关系。

一方面，国家导航经济发展。比如国家发改委很重要，被称为“小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下牵头的各个政府主管部门，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所谓的市场派经济学家称，所有政府规划都是失败的，不要政府主导。这些讲法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西方国家历史。西方国家走到今天，很多科技工程都是国家规划主导的。确实让民营企业搞这个东西也有成功的，但人家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如果没有国家力量和人家竞争，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呢？

另一方面，利益集团政治。企业靠什么证明自己享有民主权利？决策过程中有权，通过组织利益集团影响决策。

讲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让人心痛的案例，有利益集团让全国人民都成了受害者，但那时我们茫然不知。

2003年央行出台了关于限制房地产发展的规定，规定地皮自有资金不能低于50%。这规定如果实行下去，全国三分之二房地产都得倒，今天老百姓可能就好受多了。但是规定6月份出来，8月份就被推翻了，原因是房地产人士联合经济学政治学学者、媒体，造势游说政府，说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让央行放宽给房地产企业的贷款限制。这就是利益集团。

三是国家与社会的官民关系。

一个是集中，一个是民主。集中体现为对四类社团严格规制，不能随便成立：法律类、政治类、民族类、宗教类，而经济组织、文化组织需要登记——现在在国家民政系统登记的不下150万家。

决策过程，我称之为协商共识型民主。

政治是分层次的，不要一个概念解释所有层次：

公共政策，如《物权法》涉及到每个老百姓的东西，出台过程中上千万网民参与讨论，是制度法协商。

部门决策，称之为市场压力型协商。例如软件打车，今天觉得很便利，但也带来了安全问题。软件打车在很多国家、地区（如香港）不能合法化，因为冲击了即有的利益集团、行业工会，而在我们这里，很快市场化。政府管理部门、学者、从业者（柳青）、运营的代表等人开会开到凌晨达成合法化的共识。

不客气地说，中高级政府官员都是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有问题找市场已经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势。在我看来，经济关系市场化是应有之义，而社会关系、政治关系要都市场化，这个国家就可怕了。生老病死这些社会性问题若都市场化，很多老百姓是承担不起的。政府部门太亲市场的思维定式，这个东西走到今天得反思了。

地方决策，是抗争型或对谈型协商。

地方官员若有决策侵犯老百姓利益，老百姓起来抗争，政府不得不靠协商，让双方都能满意、接受。

七八年前我到深圳一个区，区委书记带我们看一个公园，说下边是粤港高速公路，每天20万以上车流量。原来高速公路是要敞开平地修，但这样会侵害附近居民的产权，房屋贬值。老百姓不干了，组织上访，每周末组织车队到省政府。

区政府有钱请好律师，老百姓也有钱请好律师，双方谈判一年半。第一个方案是平地过，第二是下沉式，第三个方案全封闭。双方最终确定一种，政府预算比原来多了13亿，工期也多了近两年。最后老百姓把高速公路上边的公园叫作和谐公园。这种案例在地方决策中特别多。

基层治理是民主恳谈，有民主恳谈会。

但是，真给你民主权利了，又不一定行使。我们小区电梯人货不分，损耗大，老化要换。两年下来换不了，因为没有业主委员会，而没有业委会同意，重大资金没法花。一方面理论上要民主、要自由，但社区是实实在在行使民主的场所，又不行使，冒着生命危险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我真是着急。

总结

我们要重新认知政治，我总结几点。

不变的是宪法体制，变的是各个领域，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都发生了结构性革命性变化。而这些非政治领域之变，强化了政治性宪法体制——民生变化，社会关系变化，这些看起来不是政治的政治改革到今天觉得还不错，当你形成这样认识的时候，就是接受了这个宪法体制。其实这就是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

因此，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政治？形式上党政关系、中央地方、政府体制都是政治，但是实质上政治是治理能力。我特别推崇亨廷顿在1968年所撰《变革中的社会秩序》中的第一句话——“国家与国家的区别不是政治体制，而是统治程度。”国家与国家的差别在于政府的治理能力，而不是在形式上。这个治理能力就是民生，是最大的政治。

那什么是“好政治”？民主、权威、法治的动态平衡。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标志是人民主权，但是这个权力是在权威的秩序中发生的，没有秩序，大众权力最后可能变成民粹，也可能变成法西斯。但是民主也可能变成坏东西。托克维尔说“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的学生说，民主会变成阶级立法，多数阶级为自己立法侵害少数人。民主会变质，权威也会变质，因此需要法治。

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法治都是用来分配、约束权力的。福山说美国是否决型政体，因为多党制、利益集团，第三个原因是亨廷顿提出来的“法治主义”（出自《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封建制是高度稳定的，而美国是一帮现代社会的英国人误打误撞跑到新大陆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亨廷顿说美国是未经革命提前到来的一个现代化社会，但是政体是封建的都铎政体。都铎政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法治主义，一切以法律为准绳。

现代社会中政府要推动社会往前走，而法治主义约束政府不能动，因此我们提倡法治。但是法治到什么程度？有了民主、权威、法治的动态平衡，一个社会大概不会差到哪去。没有民主，治理再好，老百姓不同意；没有法治，没有权威，民主太多，就会乱。这些东西都是根据第三次民主化转型以后总结出来的。

我们平常生活中常听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那是不是有封建主义民主？其实都铎政体就是封建制。为什么控枪难？因为这块地是我的，外人不能侵犯，这就叫封建制。法国行业工会也是封建性，行业工会封建制度到今天，马克龙涨那么一点点汽油费，黄背心运动来了。还有很多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其社会结构都是封建制，社会结构没改，民主来了，结果更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