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理论的解释

在2012年上任后沿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路线巡视时有一番将近两小时的讲话，当时听得我眼睛一亮。他说“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也就是说，不同意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流行说法。这说法讲得最凶的是经济学家，因为任何人都有本位主义。

我们说的国家权力也指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代表国家权力。当然，国家权力更广泛，它包括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由四个权力构成，其中，政治权力是其它三种权力博弈的结果，并不总是问题的原因。比方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权力怎么来的？从没有政治权力到有政治权力，当然是先掌握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的权力。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除了管党，就管意识形态——枪杆子和笔杆子。

从国内外历史来说，政治权力是结果，但生活中可能遇到问题时，如遇到腐败，人们会说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政治权力问题。什么体制没有腐败？大家可能会想到美国、英国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然而有大量案例表明，发展中国家实行美国体制后出现的腐败比我们还多，比如印度、菲律宾。

中国女孩找了男朋友带回去见妈妈，妈妈会告诉小伙子好好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这是上一辈对下一辈的希望；但是在印度，准丈母娘首先看你这个职位能不能搞腐败，这是选女婿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文化上的根烂了。

菲律宾也是这样的。在中国叫“豆腐渣工程”，菲律宾叫“影子工程”。国家预算出来了，国会和政府部门、利益集团三家参与，利益集团说服某个地区的建筑商虚拟一个计划，经国会、政府批准，钱下来以后三家分了，没有工程。

我们在生活中听到太多，一有问题就是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有一个理想的坐标，就是美国。然而，很多实行美国体制的国家腐败不少。政治权力是结果，经济增长6.5%还是7%，对一个国家没有根本影响；而政治乱了，顷刻间这个国家中人们赖以生存的结构就没了。中国晚清的戊戌变法和苏联改革均认为所有原因是政策原因，从政策下手，结果国家政权很快被搞掉了。

美国的历史更有意思了。立国至今200多年，从农业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奴隶制）到工业革命，后来进入工业资本主义，20世纪中期后又搞起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美国宪法没变，想变也变不了——美国开国之父们规定，如果要修宪，第一个条件是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同意。政治利益哪有那么多公约数？要获得70%的支持率修宪，这很困难。

我们就要问了：美国经济体制变化那么大，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没改，也改不动。

因为改不动，所以枪支泛滥。这些东西都写在宪法中的，没法修宪，枪支泛滥就没法遏制。有民意调查显示，80%~95%的民众强烈要求禁枪、控枪，但如此绝对多数的民意在法律面前仍显得非常软弱，毫无力量。国际恐怖主义对人类生命的危害每年不超1万人，但在美国，每年死伤于枪击的能达3万人左右。有时候真的要问问，谁是恐怖主义国家。

美国历史告诉我们，政治与经济关系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2003年的时候认为，从1974年第三拨民主化开始，70多个国家都倒了，而中国倒下是早晚的事儿。但是，中国不但没倒，还越来越强大。黎安友因此提出“韧性”威权主义的概念，认为中国这一威权主义体制的弹性空间很大。

从历史到现实，所谓的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说法，可能要重新认识。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很多教授人云亦云。

改开40周年为什么能走得不错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走到今天，走得还不错，逻辑在哪？总结下来有八个字：“坚持方向，混合至上”。

怎么坚持方向？看《邓小平文选》，1978年12月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上进入理论务虚，从1979年1月份开到3月份，还要继续往下开，中宣部和社科院联合举办。中宣部觉得这个会不能无限制开下去，需要一个总结，找人讲话，找谁谁都不讲，最后没办法找了邓小平。

问邓小平讲不讲，没想到邓小平答应得很爽快。他来讲，就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定了调子，我们要改革。社会主义改革怎么搞？真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情况下要守住共产党领导权问题，这个东西没了，一切都没了。因此改革的起点非常伟大。

比较而言，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革命，但很少有成功的改革。革命理论上很容易，敌人、目标非常清晰，组织动员、反对敌人就可以；而改革，是动自己的奶酪。明治维新算非常成功，但最后在我们看来也走上邪路。我们这里成功的原因，就是邓小平把握住了方向。

戈尔巴乔夫改革，首先动了基本盘，两年之内把共产党斗得稀里哗啦。1987年至1991年，知识分子、工人阶级都在风起云涌地反对苏联共产党。苏联矿工几十万人动不动罢工，而苏联知识分子是改革、反攻的急先锋。结果，苏共没了。这些知识分子到中国人民大学来要喝二锅头，因为在苏联喝不起酒了，伏特加非常难喝。这是知识分子的遭遇，更别说苏联工人的遭遇。

苏联垮台以后两次私有化，一次在1991年，一次在1995年。我拿中石油、中石化做假设。假设中国银行、中石油、中石化国有化，每个人给的股权是理论上的，跟实际所有毫无关系。但是怎么私有化呢？股权可以转让。这些公司的老板故意不发工资，让拥有股权证的工人们迫不得已转让自己的股权，最后财富聚集到红色资本家手中。我拿中石油、中石化举例子假设，大家容易感同身受。

因此，不要听经济学家说得很美，说去国有化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苏联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这就是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高低之分，一比不是一个量级的。

说邓小平伟大，结果现在大家都按照邓小平比，比如说莫迪是“印度邓小平”。考虑到印度的体制，怎么可能？在印度，公益组织成千上万，莫迪想建厂、开山，各种公益组织让他没法做。最后莫迪一气之下关闭了9000多个NGO的账户，让他们没法运行，否则改革没法弄。即使这样，日本和我们在印度争高速铁路开发权，结果日本赢了，但是两年下来征地还不到两公里。莫迪怎么可能是“印度邓小平”呢？

“自发秩序”VS“民本秩序”

今天的中国和很多国家不一样，大多数国家走了“自发秩序”，而中国是“民本秩序”。

“自发秩序”第一步是有了市场经济。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进而没有更多创新，没有更多财富。不管多么不喜欢市场经济、劳动雇佣制，它已经发生了，回到市场经济之前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国家想有财富，没有市场经济是不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跟邓小平说，华人世界里只有中国没有发展，其实最应该发展的是中国，因为中国人脉很深，受过教育的人都在大陆，真正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都是渔民。中国大陆怎么富不起来呢？肯定路子有问题。邓小平不说话了，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搞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