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玲：中国人不要寄望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在于中国的自醒自觉上。

贸易战，将中美关系推到悬崖绝壁。虽不限于中国，美欧与美日之间同样有贸易摩擦，但却不像中美这样一石激起千层大浪。有预言，一场类似美苏争霸、旷日持久的全面新冷战即将开启。其实，在针对中国的对应反击上，美国的舆论已超出经贸层面，文化与政治的制度冲突正在呈现。对双方来说，一种包含且超越一般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矛盾始终存在，它涉及到一个试图淡化却未能终结的历史性问题。

中美贸易战是种必然

在许多人眼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有相当的权宜性，缺乏从根本上创新社会民主的性质与价值向度。而旧制度的落后和非现代性，随着国力的强大，势必形成新的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欧美列国发生普遍的冲突。恰巧的是，中国果然借力于有限的市场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巧的还在于：中国放弃原有“韬光养晦”、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高调介入或建立影响全球的各类组织，并最终提出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战后至今，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西方即欧美日现代社会体系相对稳固 ，即便当下的欧盟发生某种程度的分化，所属各国深陷难民、宗教以及民族、民粹主义等种种问题的困扰，包括欧洲许多国家对特朗普执政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十分抵触与不满，整个西方社会的未来走向也充满疑虑和困惑，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底线在整个欧美主场并未被突破。却未曾预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发生了贸易战，而这场冲突的根源，是中国被认为坏了西方定下的市场游戏规则。

自然，特朗普成为总统，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程序结果。而在他任前任后，美国选民中的支持者欢呼雀跃，反对者则骂声如潮。尖锐的选择对立让全国陷入一片热闹的口舌之战。有意味的是，这同时也让远在彼岸的中国坠入狂欢与期待中。海湖庄园的“习特会”，使官方高层感觉中美将迎来一个润滑的、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学界的某些专家则也预测频频、评论乐观；而大量的民众却陶醉于美国即将退却、中国问鼎国际的战略实施中。

被邀请在北京故宫特别行走的特朗普，并没向中南海伸出更诱人的橄榄枝。相反，他的新政府不久就关注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并宣布了对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让中国上下十分错愕！随即中国政府以牙还牙，以同样征收500亿的产品关税迎战。可政治家特朗普却开始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宣扬要对历史上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价值给予捍卫。其一系列举动，赢得了美国国内外舆论的看好，而中国的不少民众，尤其是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特朗普也投以期待的目光，希望这位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改革推进事务有所作为。

中国价值观冲突超越经贸冲突

至今为止，执政的特朗普依然不被众多美国人看好，被认定要回到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中去。对此，美国的“白左”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地抨击特朗普，不相信他会给美国带来自由主义的出路。那种激烈，某些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社会的群体分裂。特朗普的政策尽管立竿见影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安全，但反对党和知识精英们依然心怀忧虑，难以信任。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两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平分秋色，国会没有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而失去对决策权力的制衡，这种理性的结局或体现了两党多数人的智慧，也避免了人们对总统独裁大政的担忧。

美国的未来怎样？是在倒退中走向民粹与衰退，还是在周折中继续捍卫历史价值、完善自由与民主体制？某种程度上，中美两国的舆论在关心特朗普的行为上，其价值观的重要性已超过了贸易战的严重性。有人认为，特朗普有可能成为继里根之后的又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并重开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冷战。贸易的不公平与摩擦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近日一位西方作者发表在FT中文网的文章认为：“贸易冲突只是一个前线或战役”。他写道：“我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内看到各个领域的零星冲突，即5G、人工智能、台湾、南中国海、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放贷方面的竞争。”

这样的观察并非单门独家，结论也不会空穴来风。也就是说，中美因贸易争端激活了两国的内在矛盾。无论贸易战的结局如何，它最终将淡化或超越经济范畴而进入更深刻广泛的政治领域。中国作为一个东方传统国家，制度介于专制与威权之间，具有自己的历史思维惯性，要在文化与政治价值体系上与美国对接的确十分困难。尽管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已有40年之久，但无关社会政治与文化即现代文明的这场改革，依然是表层的、经济实用主义的我行我素。

封闭自决的套路难以更张，而权力阶层或权贵集团更愿意从自身永久的利益出发，缺乏从整个民族及公民社会的生存发展角度来规划未来。至于所谓被强调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与整个中国社会与现实无关的少数人的模式。所以，中国的对外关系与表达时常也是趋于模糊，够不成完整、真实与对等。所以，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美国，每一次重大的举动都会牵扯一番中国人的神经，不论是对国内的大选、对台湾的态度，还是处理朝核危机。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80年代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揭示了国家间除经济、政治等冲突之外的另一面形态，即不同文化、宗教、情感与思想的冲突。事实上，当中国社会让出一半的跑道，让市场经济进入运行后，其收到的效果举世瞩目。而在另一半的旧跑道上，承载着包括国有企业、传统意识形态与相关文化在内的体制，坚守着所谓的“阵地”。而建立现代文明必须的要件——新闻与出版自由、言论与思想市场被封锁紧闭。如此文化矛盾，也多少表现在中国对WTO相关条款的执行过程中。

或许在中国官方的构想里，加入世贸组织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并非美国等西方成员国寄望的那样具有改变社会文明形态的倾向。但不管怎样，21世纪的中国，依然身陷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在面对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上，容易误读美国或整个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想形态与治理模式。批评不到位，评价不到位，借鉴不到位，即便是人家明摆的那点好处，我们也不易顺手拿来。所谓文化的障碍，根本在于，对一种普世价值的严重不认同。

美国的政治问题，似乎也只有美国人自己明了。的确，当美国社会按自己的节奏行事，特朗普政府又以严厉的态度和方式针对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和民众（也包括整天思考大国关系的知识分子）却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应对。在对中美关系问题上，作为保守的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官方智库们，热情期待民主党在众议院取胜以钳制总统特朗普；而某些心急情躁的知识分子，则希望共和党同时拿下参、众两院，以便特朗普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迫使中国继续改革。但特朗普完全只按美国的规则行事，绝无可能有优先的“中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