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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刚刚结束时，许多人预计，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恢复昔日的霸权野心。

他们的预言说对了一半，德国注定要恢复自己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但他们说错的另一半是，德国的崛起完全是良性的，以至于如今甚至出现了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讽刺性的命运大转折：“在击败了妄想统治欧洲的德国70年后，当时的胜利者现在却出于经济原因，乞求德国领导欧洲。”（第260页）

在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让他们的国家陷入泥潭后，德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施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领导一个统一的经济秩序，而不是以军事为主导。

通过几十年的默默努力，德国终于向它昔日的对手证明了自己的可靠，正如政策分析家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在《德国力量的悖论》一书中所描述的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即“一种经济自信和军事节制的奇怪混合……从地缘政治角度说，德国是一个良性因素”。（第366页）

虽然德国的崛起优势如此明显，但它一贯采取的睦邻友好政策不仅缓和了邻国的担忧，还一举化解了这片狭小大陆上各民族的百年宿怨。正如国际关系学者海尔加•哈弗腾多恩（Helga Haftendorn）所描述的那样，一体化战略“通过强调将德国复兴的潜力融入一个新欧洲的重要性，来抵消德国在势力和主权方面的扩张。欧盟允许和鼓励德国的崛起并获取更大的利益，但要创造一个‘欧洲化的德国’而不是‘德国化的欧洲’”。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和法国也站到了德国的一边。

德国已经认识到，增加国防开支以适应经济发展很容易引发冲突，而且需要持续的善意姿态才能克服敌对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恐惧。通过展现自己的稳定和开放，追求与昔日对手的融合，以及放弃更传统的炫耀权力的意愿，迄今为止，德国成功地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第267页）

而且，这一过程仿佛是自然而然、本来就该是这样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结语

在梳理分析了过去500年间大国崛起和权力更替的成败得失以后，艾利森甚至列出了一份如何成功逃离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论线路图，其中包括了数十条具体的方法。其中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可能就是：在核武器时代，“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使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谁都明白，超级核大国之间的热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里根总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一场核战争是不可能赢的，因此核战争永远不应该被发动。”（第278页）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之所以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不是因为我们主观上不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自认为没有退路，只能这么做。超级核大国的领导人仍然必须准备冒着打一场他们可能不会赢的战争的风险。为此，肯尼迪总统特地总结自己任内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的持久教训：“最重要的是，核大国在捍卫我们自己重大利益的同时，必须避免迫使对手在屈辱的撤退和核战争之间作出选择。”（第313页）

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艾利森特别指出，虽然美国可能会与中国进行“新冷战”，但这个术语会混淆其将造成的破坏的性质。当上一场冷战开始时，西方和苏联几乎没有互动，这让冲突很容易开始。反之，40年的中美接触为双方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但同样地，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就能避免战争的想法依然只是一种并不可靠的幻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英国和德国的经济变得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一方不能在不伤害自身的情况下将经济创伤强加给另一方。许多人希望这种紧密的贸易和投资网络能防止战争，但他们错了。当战争真的爆发时，柏林和伦敦所遭遇的经济后果是非同寻常的。（第280页）

此外，历史也许会带来一些启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胜利者所获得的收益。如果给予他们重新选择的机会，没有人会选择战争，既然现在已经清楚了，我们有理由期待下一次政治家们会更聪明。

如果将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英德关系作比较，我们会发现，贸易和投资水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相当，但供应链将不可或缺的生产商与不可替代的消费者联系得更加紧密。几乎所有在美国销售的产品，从苹果手机到波音飞机，零部件都是由中国制造而成的。（第281页）今天的中美两国比百年前的英德两国更加离不开对方。

艾利森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以坦率到露骨的态度向美国的决策者介绍了四种潜在的战略选择，以避免同中国的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它们分别是：容纳中国、削弱中国、通过谈判获得“长和平”、以及重新定义美中关系（第298-307页）。他的有些建议是十分有价值且又具有现实可行性的。

例如，艾利森认为，美国领导人必须明确自身重大利益。把每件事情都当作最重要的就等于没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这场史诗般的斗争中，美国领导人必须分清哪些是生死攸关的，哪些只是点缀搭配的。

又如，艾利森建议美国领导人还必须更好地理解和领会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越了解中国的目标，中国想要和正在做什么，就越能为解决分歧作好准备。但他担忧地指出，问题仍然在于心理投射，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也经常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切身利益是美国切身利益的镜像。

艾利森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不应被动、激进地进行“应该外交”（呼吁对方表现出更好的行为），也不应冠冕堂皇地谈论地缘政治准则，而是应该毫不留情地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高风险的关系中，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而不是友谊——最重要。美国应该停止玩“让我们伪装自己”的游戏。另外，两国都应该首先把国内的问题和挑战放在核心位置，而不是到国际上去争先。

最后，美国需要作好战略规划。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本质上是坚持现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华盛顿一再准确地提醒中国人，这是有史以来亚洲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经济上也取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当潜在的经济理论平衡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急剧倾斜时，这种现状是无法维持的。因此，美国应当有新的话语。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由衷地认为，这些不也正是中国亟需要做的吗？

我们明确界定了自身的核心利益了吗？

我们清晰理解了美国的核心关切了吗？

我们有可能放弃冠冕堂皇的道德话语，追求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了吗？

我们做好了应对中美关系的宏观和长期战略了吗？

要做到这一切，首先需要两国之间保持高度顺畅的沟通及相互理解。遗憾的是，在艾利森看来，这种顺畅的沟通和相互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就中美重新建交事宜进行对话后就未曾见过。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领导人和公众需要在态度和行动上都做出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革。

“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愿意去思索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设想那些不可想象之事。中美之间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只能去改变历史的弧线。”（第11页）

然而，就像艾利森所说的，一个拥有14亿人口和5000年历史的文明重返辉煌并不是什么问题，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人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件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的事情。问题是实现的条件，换句话说，它如何实现？应当以什么方式实现？（第11页）

这个问题，既拷问着中国，也拷问着美国，更应该引起全世界的思考。

虽然未来不可预知，但有一点是可以预知的：21世纪的人类命运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究竟是重复20世纪的霸权争斗，还是走出这一宿命，携手应对不断涌现的新挑战。

至少直到现在为止，命运仍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注：作者是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