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除了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见到这场战争具有多么大的毁灭性；更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战争会持续长达一代人的时间，双方都不具有决定性优势。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守成国的恐惧常常催生错误的认知，且会扩大危险；而崛起国的自信又会激发不切实际的期望，同样也会鼓励冒险。

在《注定一战》这本书里，艾利森异常清晰地阐明了两个表面看来相互矛盾的结论性观点。

首先，他非常坚定地认为，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之间绝非像一些人认定的那样，注定会有一战。事实上，历史上所有战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艾利森对修昔底德的解读，他甚至还认为，修昔底德本人也会赞同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本可以没有战争这一观点。（《前言》第3页）

但是，艾利森同时又十分忧虑地指出，就目前的形势演进来看，在未来几十年里，中美两国发生灾难性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很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目前所已经认识和预见到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就以往的历史经验而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而且，修昔底德陷阱在今天呈现出来的面相似乎比一战前夕更加模糊和复杂：一方面，“注定一战”的古老咒语在理论和战略层面依然萦绕不散；另一方面，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又过于乐观了，仿佛战争已是一桩不可想象之事。然而，低估战争爆发的危险，反而会增加战争发生的风险。艾利森在书中多次特地强调，自己既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要宣扬某种宿命论，但他想要提醒全世界关注和认识到这一正在日益增长的风险……

毫无疑问，艾利森并非杞人忧天。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艾利森在哈佛大学领导了一个名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学术研究项目。该项目回顾了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找出了16个案例，都是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大国地位的模式。他们的研究发现，这16个案例中有12个案例以战争收尾，只有4个得以幸免。

二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历史上首个全球性的大规模现代战争，每个年代的纪念和反思都会被贴上那个时代的鲜明标签。在我们的时代，当人们纪念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总摆脱不了这样一个黑暗诱惑：将百年前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同当代美中关系挂起钩来。

做这样的比较肯定是不准确的，或许也是不明智的，但却仍然会引发强烈的不安。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倾向，仅从“势”之消长的角度看，如今的中国与当时的德国，如今的美国与当时的英国，如今的中美关系与当时的英德关系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一书中提醒读者，在当时，英国官方公开的主流话语是：“一个强大德国的正常活动”对世界有益。英国的许多决策者也真诚地相信，应该为德国加入“智识和道德领导权”竞争而感到高兴，并且英国应该勇于“加入这场竞争”，而不是害怕德国的崛起……

然而，英国人私下里却同时还在不停地嘀咕另一个问题：但如果德国的最终目标是“瓦解并取代大英帝国”呢？的确，英国人一再听到德国领导人对所有这类“颠覆性阴谋”的坚决而愤怒的否认。而且，大部分英国人也同意，德国可能并没有“有意识地怀有”这样的阴谋。只是英国人依然觉得，自己无法信任德国的保证。历史教给英国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德国可能会寻求“一种普遍的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来威胁其邻国的独立，并最终威胁到英国的生存。”

最后，陷入恐惧和困扰中的英国人得出了一个“现实主义”结论：德国的意图并不重要，它的实力才是至关重要的。德国不透明的发展政策随时可能转变成获得政治和海上主导权的宏大计划。即使德国在逐步积累权力时并不是出于预先制定的取得主导权的计划，但是它最后获得地位本身也同样令人生畏。……因此，无论德国是否有意识地想要取代英国，英国都别无选择，只能勇敢地面对德国的挑战，并建设一支比扩张以后的德国海军还要强大的大英帝国海军。（第90-91页）

由此，英国和德国便陷入了一个教科书式的修昔底德陷阱。

即便这样，英国在主观上仍然没有放弃避免战争的努力。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强硬派，在1911年被任命为第一海军大臣。但他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也绝不认可“战争无法避免”的理论。相反，虽然他尽其所能让英国作好应对战争爆发的准备，但他内心一直希望通过推迟“邪恶之日”的到来以最终消弭战争。不仅丘吉尔，当时有不少英国精英人士乐观地展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社会内部积极力量的发展壮大可能会改变它的崛起轨迹。例如，更加和平、多元的“民主力量”可能逐步取代德国政府中顽固保守的容克贵族。

艾利森概括道：

在如今被称为“七月危机”（本文作者注：被认为是一战导火索的“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于1914年6月28日，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各交战国之间陆续相互宣战。）的事件中，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之间都呈现出修昔底德式互动，彼此相互叠加，交错联动。德国决定支持自己的盟友，以防止崛起中的俄国的威胁，这进而导致德国对俄国及其盟友法国宣战。为了迅速击败法国，德国司令部制定的……作战计划要求德国进攻卢森堡和比利时。但是，德国通过入侵比利时借道打垮法国的做法触及了英国的底线。

……不过，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如果德国成功地成为欧洲霸主，英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将会受到侵犯。（第115页）

甚至直到战端已启，各国仍在徒劳地努力，将战争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但它们都采取了错误方式，即试图通过升级（加码威胁，以期恫吓住敌国）来降级紧张局势，这导致了战争骤然升级到了不可收拾的级别。

如果有机会穿越回百年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同我们自己的时代相比，当时的世界确实有不少眼熟之处。

20世纪最杰出的亚洲政治家之一李光耀曾说过：“中国对世界平衡的改变是如此巨大，因此世界必须找到新的平衡。不可能假装中国只是一个世界舞台的较大参与者。中国是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如今，这已是举世公认的现实。

艾利森在他的书中还告诉我们，一位美国政治家说：在“过去的日子”（他是指“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当危机或问题出现时，亚洲领导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华盛顿怎么看？”；今天，当事情发生时，他们首先会问“北京怎么看？”（第38页）

从美国的立场看，这是令人坐立不安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以来，华盛顿所主导的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已经定义了世界秩序，并造就了一个大国间无战争的时代。现在大多数人视之为一件正常的事情。历史学家称这是一种罕见的“长和平”。然而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今，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瓦解这一秩序，“故而此时提出和平时代是否终结是很自然的事。”（《前言》第2页）

中国究竟想要什么？按照艾利森的观点，一言以蔽之：让中国再次伟大。（第10页）

人们留意到，在东南亚，中国几乎在经济贸易和政治军事等所有领域的影响力都在稳步增长。随着美国力量逐渐被排挤出这些水域，东南亚国家逐渐被纳入中国的轨道，就连传统上美国最牢固的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正在受到中国的吸引……“到目前为止，未动一枪一弹，中国一直是成功的。”（第181页）

当然，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领导人希望自己的军队“能打仗和打胜仗”，并不意味着中国希望打仗。而且，很显然，中国并不希望打仗。但是，在追求其目标（再次伟大）时，中国就必然会与美国主导的现行世界秩序发生冲突，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又加剧了美国的担忧。

此外，中国与美国的博弈还会因“文化冲突”（价值观差异）而出现危险的扭曲。

自尼克松以来，每一位总统都认为并宣布过，美国真诚地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正如百年前英国人对德国的公开说辞）。但正如基辛格曾坦率地指出，他所见到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认为美国的战略是在“遏制”中国。中国领导人深深猜忌美国试图对中国推行所谓“和平演变”战略，在他们眼里，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2014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分别在中国展开了广泛的对话，他们对中国领导人惊人的“共识”持有相同的观点：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大战略涉及五大目标，即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削弱中国、从内部分化中国以及破坏中国的领导力。正如陆克文所解释的，这些信念“来自中国的结论：美国没有，也永远不会接受中国政府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中国领导人坚信不疑的还有另一个高度“现实主义的”观点：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其具有支配地位的世界霸权地位，并将竭尽全力捍卫这一地位。

很明显，双方认知上的错位正在把美中两国带入经典的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潜在压力为那些偶然的、无足轻重的事件引发大规模冲突创造了条件。在面对反霸凌、履行长期以来的条约承诺或者要求获得应得到的国家尊重等时，双方领导人所做出的抉择可能陷入他们虽然知道其存在但认为自己可以避免的陷阱里。

而且，“新技术不断发展，从反卫星武器和网络武器到那些名称保密的其他技术，只有到它们在实际冲突中被运用时，人们才会了解它们的倍增效益。”（第248页）而现在看来，海上舰艇的意外碰撞、台湾寻求“独立”、第三方挑起的战争、朝鲜问题失控以及经济贸易的严重冲突……都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