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构不减反增，行政效率低下，并且官僚不能作为（这个问题须另文讨论）。

二、财政危机。就“广义政府”来说，中国政府规模实在太大。机构规模大，造成党政机构的人员规模同样庞大，这必然给国家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养不起那么多官员。中国政府的财政负担不仅来自要养活日渐庞大的党政机构，也来自越来越不可或缺的社会保障。

三、弱化党政领导。党或政府机构无限扩张，意味着这些机构深入社会，这些机构的“社会性”也必然增加和强化，也就意味着党政机构的“党性”递减。共产党就起源来说，诚如列宁所说，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就是精英政党。尽管一个精英政党要维持与社会的联系，但如果只是机械化地通过到处建立党的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结果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

党和企业、党和社会、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必须具有边界，正是这些边界确定了党的“认同”。没有边界，就没有党的认同；没有党的认同，也就没有党的领导。

四、挤占市场空间，有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党和企业之间没有边界，不仅导致党的组织深入企业，也会导致企业为了求生存，而高度依附于党的组织。经验证据表明，今天挂靠在党政机构上的经济组织多如牛毛，这些组织大多依靠“政策寻租”求生存和发展。

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创新动机，而没有动机则是因为很多企业都可以通过“政策寻租”获得巨大利益。党的机构进入企业，尽管不同情况须不同分析，但从长远来看，也必将改变民营企业的动机结构，从而影响它们的投资、生产和发展。

五、挤占社会空间，造成弱国家、弱社会现象。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即一个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的政党（政府），必然是一个弱政党（政府）；一个什么都不会自治而须依赖政党（政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弱社会。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形。中国要追求的是强政党（政府）和强社会。

这就必须在政党（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确立边界，该管的事情就应该管起来，而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应该放手给社会（组织）。不仅要向社会（组织）分权，而且更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培养社会（组织）。这就必须从根本上扭转现在发展的方向。

无论如何，政府应当是秩序的来源，而不是危机和无序的来源。政府就是“法律与秩序”的代名词。什么叫法律？什么叫秩序？为什么需要法律？为什么需要秩序？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社会是由不同的主体（例如不同的个人和组织）、不同功能领域（例如经济、社会和政治）组成的。

政府用法律规定不同主体和不同领域之间的边界，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形成了秩序。如果政府本身深入各个主体、各个领域，就很难出现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的“法律和秩序”。最终的结局，必然造成危机和无序。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