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此情形下，西洋往昔所谓“柏拉图驱逐了诗人”，就因为柏拉图以荷马为敌人。在他眼中，荷马这位叙事诗、编年史的作者，鼓吹情欲，纯粹是妖言惑众，适足以乱世。故尔其著述针对的是荷马，却又不便明说仅只针对诗人，毋宁，表明哲人哲学王战胜了诗性与诗人，是在并且仅仅在此意义上宣泄一己喜恶而已。猜想自今往后，五百年，如果还有人拜读钱穆先生文字，不明所以，会以为钱先生对哲学家有偏见。

其实，钱先生明里暗里讽刺的哲学家只是胡适之胡先生，他对吾乡绩溪胡先生有意见，而不是对哲学家有偏见。

职是之故，前文提及的那位学子，以“志在成为一个立法者”自勉，仿佛诗人气质与诗性思维占据了上风，也是青春激扬的表征，弥足珍贵。但就法律之为一业而言，则需借助法律理性来对冲转圜，方始中道平衡，而接近于法律的中立公道本义。说到“立法者”，适需注意该词至少具有天上人间两个维度，自有分际，不可不辨。

若谓立法者意指从役“立法工作”，作为人大、议会中的一员“立法工作者”，则隶属立法机器中的一介肉身，所作所为，一种世俗劳作，而例为“普通螺丝钉”也。

其之无关诗性，亦不涉才情，惟需恪尽职守，肯堂肯构，不言自明。其间流转，自有繁文缛节羁绊，未必想蹦跶得多高就多高。但是，纵便如此，一旦位高权重，而诗性发作，豪情干云，以“四句教”，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励，进而指导立法，则需慎之又慎，如履如临。

大权在握，排兵布阵，神驰八极，不难想象其所指与能指，难抑其可能、可憎与可怖。君不见，寒冬腊月，一声令下，就让在京务工的数十万民工兄弟三日内滚蛋，进至于赶出家门，拆屋扒房，此权势之不受制约，毫无天下生民之念，嚣张而错乱，令人发指，不就是眼面前的事吗！至于江西窳政，突然发飙，收缴寿棺，集中焚毁，不仅残暴无情，伤天害理，更且荒谬绝伦，愚不可及，同样是眼面前的事，夫复何言！

行政如此，立法如此，都在于一个权字在手，而不受制约，则自大膨胀，恐怖如斯也。

毕竟，立法是个家常活儿，法律不外人情，一如生活本身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因而，常态时光，观俗立法，随乡入乡，陈述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不违普世公义，蔚为底线。当此之际，岂能当人世如白纸，随意染黄染苍，又岂能视民命若无物，而纵情生杀予夺。

当然，若果以此自励，志在成为一个学人，如牛顿柏拉图，如孔孟程朱，是并且仅在此意义上使用“立法者”修辞，则此“四句教”所鼓荡激扬的超越心性，嗨，一定、肯定和必定，是将你渡过无边苦海而驶向理想彼岸的一叶扁舟也。——既是无边，则怎能渡过？！

朋友，一切困顿与超越，所有的希望与绝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真的没个去处，遂无地彷徨矣！

职是之故，此处关键是想做什么样的立法者。人间世，千年教训，万年生聚，自有轨辙，不外一切以生民和平安居为鹄的。群居是我们的宿命，而饥饿是人类的第一政治属性，这才凸显出和平的致命政治意义。因而，但凡以所握世俗权力希图改天换地之际，也就是最为恐怖之时。此时此刻，亿万人沦为试验对象，一种“必要的代价”，则“天地不仁，万民为刍狗”，能不恐怖吗！

此因近代中国不幸遭遇极权，其独夫狂汉，为了兑现一己理念，致使万民涂炭，更是教训惨烈。“赶英超美”，豪气干云，可欲以短短十几年为限，便过上“共产主义生活”，而大动干戈，亿万斯民便生不如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