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精神价值大洗牌

郑培凯也提醒，文化的角度，关乎幸福、快乐、意义，无法用物质衡量，很难以“进不进步”来评定。

他说，步入21、22世纪，西方精神境界的“进步”，会进入自我质疑阶段。

“19世纪，美国自由女神像的象征非常清楚，欢迎受苦受难的各地人民到这片土地来。但现在不仅美国，欧洲也开始质疑自己的想法。所以人道精神是怎么回事？精神境界是否开始低落？”

全球化带来的冲突，造成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质疑。这种强烈的批判质疑精神源自18、19世纪革命推翻政权的历史进程。郑培凯认为，中国现在开始有这样的精神，但是发展慢很多。

“从这个意义上，21世纪，全球会面临很多精神价值的重新定位和讨论。对于年轻华人，你真的要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近代的大变动，也要了解西方这300年的发展和困境。”

郑培凯甚至相信，长远来说，中国处于不同政治体系的现状，以及华人社会的分布，将有助于文化课题的探索。

“现在是华人社会探索这些课题的好时机。华人社会属于不同的政治体系，就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和思想的讨论。长远来说，这种分隔未必不好，21世纪会是很有趣的世界！”

社会阶层流动 不应只有一条路

郑培凯教授目前专注于对陶渊明、苏东坡、汤显祖的研究。他说，从西方的思维去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些人物后，最尊敬的是这几位大文学家。

“因为他们有所坚持，不愿意跟着政府随波逐流，结果受到打击，因为不给人家面子。”

郑培凯“讲故事”：汤显祖是明末大剧作家、大诗人，张居正首相请他到家里去，他拒绝。“我不愿意做你的门客，我不愿意变成你这一帮人。这种态度付出很大代价。苏东坡也一样。

“到了21世纪，你反而要讲他们了不起，人格之伟大。可是大多数儒士都进入政府，一层层听话，进翰林院、升官；大多数是这样子。因为利益在那里。”

他谈到很有趣的一点说，中国近代最大的变化，是科举的变化。中国社会再也不是科举、当官，就可以有权有钱。“华人社会都在改变。中港台都逐渐脱离这样的方式。”

他说，传统上中国社会通向成功的扶梯，往高处的社会阶层流动，只有一条路——科举。这个单一的成功方式，造就了受惠精英阶层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20世纪，中国开始分崩离析，本来中国商人就很有钱，可是没有社会地位（士农工商）。受西方影响，21世纪中国逐渐有变化。这对于当政者来讲，还是令人担心，这个冲突一直存在。”

郑培凯说，美国就存在不同的、具独立性的场域，不会受政权直接影响。“中国这100年发展，变化在产生，但是独立的程度会到哪里，我们不知道。

“历史没有终结，有人类就不会终结。现在大多数人在讨论展望的时候，仅限于经济和政治；讨论历史文化展望，价值重建展望的人较少。但这需要被讨论，教育上也要进行。”

吐奶救全家

祖籍中国大陆山东日照的郑培凯，1948年出生于青岛，直到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才知道一家人几乎在太平轮沉船事件中丢命。

“家里几个亲戚和家当都下去了。心烦的时候，母亲会说：要不是你，就没有后来的烦心事。心情高兴的时候，母亲则会说：我们真幸运。”

1949年，郑培凯的父亲先行赴台，母亲带着4个月大的他，好不容易买到1月27日小年夜的太平轮船票，但由于郑培凯吐奶，母亲怕他年幼受不住，临行前一天决定改搭飞机。

太平轮因为超载，加上宵禁沒开航行灯，在由上海航向台湾基隆的途中与一艘货轮相撞，两船皆告沉沒，太平轮上900多人罹难。

“朋友笑我‘吐奶救全家’。”郑培凯每次谈及，仍感叹命运的操弄。

父子20年没见面

大时代有大时代的故事。

郑培凯父亲早年是官督商办，在西安做化工实业，还负责黄海的渔业水产，到了台湾后原希望儿子往理工科发展，偏偏郑培凯从小着迷于文字魔力，喜欢和文化有关的一切，想当诗人。

当时处于叛逆青春期的他报考台湾大学外文系，和父亲约法三章：读大学不用家里一分钱，自己的人生自己规划，坚持弃理从文。其实，郑培凯的父亲写一手好字，收藏字画；母亲爱带他看京戏，从小浸濡在浓厚文化氛围里。

1969年，郑培凯留美，成了汉学大师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位博士生，论文评审老师是余英时。留美期间，热血的郑培凯参与不少政治活动，还为了“保钓”去日本大使馆外示威游行；1976年更因“和同学一起到大陆看看”，因而被当时的台湾政府列入“回了匪区”黑名单，20年回不了家。

郑培凯回忆当时：“父母让我写自白书就可以回来。但我觉得没做错事，为什么要道歉？为什么要写自白书？你不是从小教我们要爱国吗？

“父母觉得我不听话。这个事件对我刺激很大。人的一生要有选择，选择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你自己要有拿捏。”

父亲年迈不喜远行。父子因此20年没见面。1990年，在余英时教授多次疏通后，郑培凯回到台湾，见到年近80的父亲。

“老人真的很有意思。他只说：噢，回来了……（停顿，沉思）我觉得这个里头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