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来：“竞争中性”与“结构再调整”并行

首先，为促进“竞争中性”原则的实现，需要调整已有改革思路，明确国企与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平等地位。“竞争中性”原则的核心是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平等。

国家不应优先强调哪一类企业的特殊地位，不应对某类企业出现特别扶持或限制措施，而应对两类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平等措施（包括扶持措施与限制措施），让它们在市场上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其次，要保证“竞争中性”原则的可操作性，关键是强化相应规则，并确保其能够得到监督执行。美国曾经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第17章曾对这一原则进行了细化，可能会成为美欧日三方未来在WTO框架内提出国企规则的基础。中国应以此为参考，参与国际谈判，共同确立相关规则。

相关规则的核心应该是：国企只有在提供公共产品时，才能遵循政府指令、获得政府扶持，而在一般商业行为上则不允许如此；如果违背了这一点，导致民企、外企受到不公平对待、利益受损，民企可在国内相关机构发起诉讼，外企可通过其政府在WTO发起诉讼，从而保证规则的可执行性。

再次，为了更好地实现“竞争中性”原则，还要进行“结构再调整”，让民企进入所有领域，与国企公平竞争。核心是要突破“国家应该掌控关系国计民生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的“抓大”思维定式，允许民企进入这些行业，与国企平等竞争。

应该看到，“关系国计民生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是一个模糊概念，很难准确界定。上游产业为下游企业提供产品，固然关系国计民生与国民经济命脉；但下游产业为民众提供直接日用消费品，也关系国计民生与国民经济命脉。因此，这一概念本身是不科学的。

撇开概念模糊性问题不谈，“国家必须掌握关系国计民生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的各种理由并不成立。有人认为，确保国家掌控这些行业的企业的目的，在于确保它们不损害民众利益。但实际上，国有容易造成垄断，而且由于政府本身是权力执行方，难以纠正自身垄断行为，更容易损害民众利益。

而民营则可以较好地促进竞争，产生垄断时也容易通过政府的反垄断执法来加以纠正，更容易保护民众利益。也有人认为，确保国家掌控这些行业的企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它们在特殊时期（如战时）实现国家战略意图。这一点完全可以通过特殊立法来实现，而不必通过永久国有（以巨大效率损失为代价）来实现。

从实践上看，上个世纪欧美发达国家与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了国有制的低效。这也是19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民营化浪潮的根源。现在的欧美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已经很少了，连军工行业这样的关系“国计”的行业都放开了国有垄断，以民营为主，政府通过对民企的采购来武装军队。

其它行业如矿产、能源、交通、信息等更是如此。结果是既保证了高效率，又保证了高质量，也没有对国家、民众利益造成任何危害。

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中国国企改革，最终还是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但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现阶段对“关系国计民生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的存量国企实行直接民营化的可能性较小。应着眼于扩大增量改革的范围，让民企自由进入这些行业，与国企自由竞争，不人为设立各种限制。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竞争中性”原则。

（注：作者余智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