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新加坡学到多少，新加坡也从中国学到多少。

整个1990年代，双边关系不断强化。我当时是新闻及艺术部长，曾接待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两位到访的重要领导人。中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1992年到新加坡访问了李光耀、吴庆瑞博士（当时已退休）和其他人后，写了一本关于新加坡的书，在中国广为流传。1996年，邓小平打桥牌的老牌友、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关根，率领一个成员包括两三位部长的高级代表团，在新加坡度过整整一周。

他们那么高强度地考察了新加坡的媒体管理（电视、广播、电影、剧院、报章、图书馆、电影院、互联网），以至于那一周结束时，我感到他们比我还更了解多个方面的新加坡。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正准备发布中国的互联网政策，来新加坡是为了做一些最后的检验。我记得当时告诉丁关根和他的同僚，重要的互联网网站总是可以控制或审查的。事实上，我们有项政策是，始终保持一张百个被禁网站的清单。

丁关根看得出来，尽管相对受到西方的影响，新加坡的核心还是属于亚洲的。中国决定在境内开放互联网，但保持内外世界的隔离，结果证明意义重大。如果不是关键的这一步，我们现在看到的、充满活力的中国网络空间，不可能出现。

有一件事出乎意料地提升了我们在中国眼中的地位。1994年，一名美国青少年和另外几名外籍青少年被控破坏公物和盗窃并给定罪，刑罚涉及鞭刑。尽管克林顿总统本人提出强烈反对，新加坡政府还是执行了判决（鞭打的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事后数年，吴作栋总理成为白宫不受欢迎的人物。中国国内广泛报道了麦克·菲（Michael Fay）事件。

即便在我父母的潮汕老家，也有人很钦佩新加坡政府勇于顶住美国人的压力。但我其实感到尴尬，因为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荣耀。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是我们外交政策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但法律是法律，我们不能为此屈服。

虽然新加坡和中国在政治上是分开的，历史和文化的联系日久弥新。新加坡不仅仅是一个朋友，也是一个亲戚，得经营双边关系中难以避免的复杂性。作为亲戚，我们能够为海峡两岸两次历史性的接触——1993年的“汪辜会谈”和2015年的“习马会”——提供中立但友好的场地。

当台湾2004年违背承诺没有对副总理李显龙访台加以保密时，新加坡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急转直下，成为我2004年8月接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时的烫手山芋。还好，双方都心存善意，在新加坡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上，两国关系迅速恢复。

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至1998年爆发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00年底，朱镕基总理提议亚细安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今天，中国已成为亚细安每个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新加坡为中国在东南亚发挥的节点作用将变得愈加重要。多年来，中国一直从新加坡得到启示，也间或持续研究新加坡的方方面面。

不过，随着中国在许多领域开辟新天地，新加坡也有越来越多可向其学习的地方。新中社会基础的相似之处，足以令我们相信，能在一国行得通的，在另一国也可行，特别是在城市那一层。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目前正进入创新阶段。中国有那么多城市，所以不断在对新的形式和想法进行实验，那些有效的经验就会总结起来和传播开来。新加坡理应参加这个正在进行、规模遍及一整片大陆的实验。

新加坡的品牌在中国有时会给我们一种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

例如，新加坡应该认真研究中国将广东省的城市与香港、澳门连接成大湾区的方式。大湾区可能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极，新加坡自然应该参与其发展。新加坡和香港的结对，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此外，新加坡还应思考，如何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合作，在新加坡周边实现类似的发展概念。中国的发展应该鼓励我们也在东南亚大胆思考，突破旧有民族主义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