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传奇

从某种意义上讲，金庸生活于香港，精神世界却一直在大陆；当年查良镛去香港，原计划只是暂时，最终这里却成就了自己的太平绅士传奇。他对此心知肚明，写诗说“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香港，成就了金庸与查良镛，在一个别处完成对故国的想象。然而，为什么偏偏是是当时的香港，成就了新派武侠与金庸？今天看来，对比内地与台湾，香港看起来或许是文化沙漠，事实上或许是中国文化最后的劫余。不独金庸，国学家钱穆文人刘以鬯张爱玲等人也不约而同栖居此间。

作为边缘的香港，原本是劣势，却因为政治变化，将边缘变为优势，远离了各类运动的中心，保留了一寸空间，无论是经济腾飞还是市民社会，新派武侠还是古典文化，甚至文人报业。当机会重新来临，边缘地带的生机，往往扮演了中心地带的反哺角色，亦如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观察到的，中国改革成功源自边缘地带的革命。

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富裕过程，不仅也对应着企业家查良镛的资本积累，而香港作为多重势力的飞地，也给予了报人查良镛可能的博弈空间。至于小说家金庸，也成就于香港当年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来理解香港，那么金庸小说的地位也很清晰了。张爱玲曾经谓香港“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一鳞半爪”看起来是贬，其实却是沧海遗珠的感慨，金庸小说作为这一鳞半爪的衍生产品，也足以慰藉真正的沙漠众生。也正因此，金庸小说中虽然心念念江南塞外，但核心要素却隐约闪现着香港的投射，无论是郭靖死守襄阳城的意象，还是韦小宝逃遁的“通吃岛”——在时代变迁中，孤岛香港是最后的堡垒，是小资教主张爱玲所谓的边城，香港本土小说家西西所谓的浮城。

香港的边缘或者“沦落”，成就了金庸的传奇，查良镛收获了完美的人生，而香港却徘徊于命运的路口。金庸的作品在历史中承担的角色，是他意料之外的产物；等到香港回到中心，查良镛随之也达到生命的巅峰。某种意义上，他们的使命也共同走到了终途。急流勇退，一向是金庸推崇的智慧。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ID:econho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