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侠世界

那么多年前过去了，我始终无法忘记少年第一次听到金庸小说时的刺激。

说的是《射雕英雄传》第一节。牛家村中，郭啸天和杨铁心上一刻还在对酒谈心，立志以岳飞为志向精忠报国，与游侠道士丘处机一见如故；转瞬之间却飞来横祸，异族铁骑呼啸而来，导致两个家族灭门，留下两个孩子作为漫长传奇的线索。

单单这一节，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意，意境类似林冲“风雪山神庙”，各种“无巧不成书”的设定更是脱胎于古典话本痕迹，也有西洋小说的写实，埋下的复仇桥段隐然有基督山伯爵的气魄。某种意义上，这种看似中国实则东西结合的模式，是金庸成功的关键。

新派武侠三大家，世人首推金庸古龙梁羽生。梁羽生出道第一，古龙去世最早，倒是金庸始终盛名不衰。如果从人物刻画而言，古龙无疑更得人心，更有西方的戏剧性，从历史文化而言，梁羽生更为中规中矩，颇得中国名士派头，金庸的长处，其实更在于兼容并包。

梁羽生去世时候，我曾经在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点评过三人：梁羽生小说可谓武林世家，翩翩有礼，格调有度，古龙则堪称江湖奇侠，将金庸小说中有所节制的西化与情节发挥到极致，爱之者与憎之者皆众。一般人常以金庸为武林盟主，也并非浪得虚名，但是金庸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背后，不仅仅存在于文本本身，更在于金庸文本适应潮流的超凡表现力。曾经拍过电影的金庸其小说本身就具备很好剧本潜质与触觉，在“金学”长长的食物链上，少不了学院媒体的微言考据、林青霞翁美玲的如花笑靥、王家卫张纪中的插科打诨。

金庸数量对比其他武侠小说家，并不算多，“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基本涵盖了他的主要作品。但金庸小说流传之广，可以说凡有华人处，必有金庸迷，尤其在各类影视作品迭代演绎之下，金庸作品已经超越金庸本人的定义，成为多数华人的集体梦境。

金庸以细致雄浑的想象力构建的这个造梦空间，华人读者们自可以各需所需，家国情怀、儿女情长、侠义忠奸，都被编织于从蒙古草原到燕京风云的历史解读之中，完美地满足了华人读者们的各类心理需求。金庸小说的世界，就是一个华人读者能够拥有的对中华文明最惬意的想象世界。唯一的遗憾只是这一想象的世界也早已远去，而唯其遗憾，才可供人沉浸其中。

金庸迷的构成主体复杂，但从年龄来看，中青年为主。有意思的是，我之前和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聊天，他们倒是真诚地表示看不下去金庸小说，因为文字隔膜，也不够精细——这种表态不难理解，我成年后多次打算重读金庸作品，却发现再也难以下咽。

各种差异，不仅仅反映年龄偏好，更是映衬代际之间的文化差异。对于文化断裂的一两代人而言，金庸小说提供不仅仅是娱乐，更是现实的教诲，他们对于武侠的认同不仅在于情节人物，更在于精神世界的共鸣，武侠的世界不仅是成人童话的投射，更是历史理想的投射。

金庸自己曾经谦虚地说，“金学”的说法不敢当，“金学”不值得研究。我过去常常认为金庸小说是通俗小说，其思想文学性无法比拟类似的《魔戒》作品，历史与想象力难以比肩《权力的游戏》等作品，但是越加思考，其实越发现，无论如何评价金庸小说文学价值高低，但从影响而言，金庸小说作为中国文化的域外传薪者，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金庸无意让他的作品充当这一角色。

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但是新派武侠的诞生流行其实与时代也息息相关。在连梦想都丧失的年代，金庸作品的意义也在于重新以想象的美好建构国人的自信，即使这种美好可能是虚假而简单的自我安慰。

历史一直类似中国人的宗教，而好的小说无需说教就完成了其道德教诲，因此披着历史外衣的武侠小说其实在娱乐之余，已经伸张了其道德诉求。金庸曾经总结其小说价值在于“强调是非观念，做人强调要有侠义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来，同情弱者，见义勇为，不该做的事情不做。”这些价值看起来简单，在特定时代却堪称弥足珍贵的道德教诲，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其实部分填补了时代的空白与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