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造梦者 为什么香港成就了金庸?

时间:2018-10-31 07:5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徐瑾:无论评价高低,金庸小说事实上已是中国文化的域外传薪者;其武侠世界,堪称对中华文明最惬意的想象世界。为什么是香港,成就了金庸?

武侠小说家金庸10月30日去世,一时之间,互联网世界正如金庸小说中形容的一般,“瞬间哭丧着脸如丧考妣”。

为什么武侠热已经过去多时,我们如此还是沉浸其中?享年94岁的金庸,以一支笔,在香港一隅,只身重建了一个想象的武侠世界,而这或许是华人世界最大的文化共同体。

查良镛的外交官之梦

金庸有多重身份,一个是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大侠,恣意书写着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一个是成功的报人或者说企业家查良镛,步步为营地在政治商业之间精确平衡。两个身份之间重叠紧张,共同构成了金庸的人生底色,只谈其中一面,断然并非全貌。当然,金庸自己看中的或许还有另一个身份,也是他毕生遗憾最大的学者身份,为此到耄耋晚年仍旧不惜奔赴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写武侠小说,并非查良镛的从小志业。当金庸还叫查良镛的时候,他的家族是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佼佼者。查姓起源于周代姬姓,海宁查家这一支原籍江西婺源,从明清之际就是望族,康熙曾亲笔题词“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据说当地有谚语说“查祝许董周,陈杨在后头”,将查家排在第一,可见其地位。金庸祖父查文清光绪年间在丹阳任知县,因为保护教案中农民而去职。世人熟知的学者查慎行诗人穆旦,均出自查家,徐志摩琼瑶钱学森与金庸都有亲戚关系。

出生在这样绵延上千年的家族,如果早生二十年时候,查良镛的梦想路径恐怕还是维新派士大夫,不过当查良镛出生的时候,中国民国已经建立十二年。动荡中国裹挟于世界潮流之中,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逐一从列强手中索取新生中国的权益,力图重新定位中国在远东秩序的地位,那个时代是顾维钧这样人物最耀眼的时代。他此刻的志向也自然而然是成为外交官。查良镛十三岁成为流亡学生,从江南来到西南,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学习外交,一切看起来都是为了外交官在做准备。

不过,随着时局急转直下,查良镛被学校劝退,其人生道路也中途转折,他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1947年,当时名重天下的《大公报》招聘翻译,查良镛以第一名入选,这是他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的一份报纸。当时《大公报》不仅影响大,待遇也不错。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因为原来同事新婚,查良镛被临时暂派前往香港,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

最初几年,查良镛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外交官梦想。在外交部顾问也就是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璈赏识之下,查良镛一度回到北京,谋求在外交部发展。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出身在新时代并没有太多的可能性,于是他重新回到香港,他的父亲在老家被镇压,彻底断绝了查良镛的回头之路。

金庸的诞生

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已经有变化,但离后来东方明珠的地位还有距离。过去的内地人从上海去香港,多少还是带有居高临下的感觉,但变化已经在发生。

四十年代末后,涌入香港的人口据统计就有75万,香港人口在当时就超过了250万。因为移民的涌入,香港变得更为热闹,为随后60、70年代经济起飞奠定基础,新的文化需求也在蠢蠢欲动。在谋生搵食的熙攘人潮中,有各种劳动力需要市民趣味的消遣,也有一群特殊的人群,那就是文化群体,很多来自内地,也被称为“南来文人”,不少栖身报业。

二者的结合,诞生了有别于传统武侠与公案小说的新派武侠。1952年,太极派和白鹤派爆发门派之争,当时还叫陈文统的梁羽生在朋友鼓励下,在比武后数天趁热推出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一举成名。受到梁羽生案例的鼓励,查良镛在1955年开始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从此,世人知道了金庸。

五十年代末,借助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功与积累,查良镛脱离《大公报》,开办《明报》,从此一手以查良镛本名写社论,一手继续以金庸为名写武侠。《明报》兼顾了大众文化与时政新闻,定位在左右之间,在60年代报道率先报道逃港等新闻,销量稳步上升,鼎盛时刻影响中外,也收获了极大商业价值,从资本10万元起家,90年代上市,市值近9亿。

千古文人侠客梦,金庸与查良镛的合奏如此成功,不仅使得其查良镛名列香港富豪榜,金庸也蜚声海外华人界。文革之后,金庸名声传回大陆,不仅受到要人接见,而且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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