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形成前后，知识界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篇文章也对这些声音做出了回应。由于文章带有历史分析和综合描述的特点，于是以此为契机，知识界开始了持续不休的争论。有人将之称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我自然是他们眼里“新左派”的代表。

我从未以此自称，因为任何标签化都会使问题简化，进一步发展为不同阵营之间对胜负的争夺，不再是思想和理论的讨论，但思想争论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它发生了，可能还会继续发生。

我一直处于争论和争议之中，被攻击了一番又一番。开始很不适应，但渐渐坦然。争议如果有价值，最终人们会慢慢进行再认识的，可惜的是有质量的批评很少。

这篇文章于我始终只是一篇札记，我的更多的工作集中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之中，在这部四卷本发表之后，我又开始了对20世纪若干重要事件和思想较为系统的研究。我对当代问题的思考和介入多半是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采访手记文丨刘周岩

“名满天下，谤满天下”，大概是公众对汪晖的一种印象。

汪晖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承认，比如2010年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基调演讲人、2013年与哈贝马斯同获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2018年德国最高学术奖之一的“安内莉泽·迈尔奖”等，他都是首位获得这些学术殊荣的中国人。

汪晖受到的非议之多也少有出其右者，2000年长江奖事件、2007年《读书》换帅风波、2010年博士论文“抄袭”事件等，每每均演变为公共话题，引发“混战”。

“名”与“谤”的源头，或许都和汪晖的思想有关。他讨论的话题足够重要，他的态度和某种意义上的“主流”足够冲突，于是对他的思想的看法经过了种种形式的变化，成为那些荣誉或非议。

汪晖的思想围绕着两个锚点展开：“现代”与“中国”。标志性的开端，正是1997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为了回答那些根本的问题，他拒绝在研究上人为设限。从鲁迅研究起步，他的领域逐渐扩展至更大范围的思想史。

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部四卷本著作中，为了探讨“现代”，他的论述上溯到了宋代甚至更早时期，而为了在特定语境下澄清关于“中国”的理解，他专门写过西藏与琉球问题的专著。

汪晖目前的职业身份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学系的双聘教授，是文学与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但人们谈起他时，“思想者”的身份先于“专家”头衔。

自然，他也拒绝“新左派”的标签——在他看来这是简单化且含义可疑的。他认可的自我身份，是批判性知识分子，批判的重要对象之一是被许多人视作理所当然和未来方向的“现代性”。

在他看来，批判不是简单否定，也不是与建设相互对立的概念，“反现代的现代性”本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许多对中国思想做出过关键贡献的人，都是在追求现代的同时抱有对现代的深刻怀疑与反思，比如章太炎、鲁迅，比如毛泽东。

汪晖想做的，或许是在今日中国接续这一努力。德国《时代周报》正是如此形容他的：“汪晖殷切期盼，在他的祖国能发展出一脉独立的现代思想，同西方启蒙主义分庭抗礼。”这样的一种尝试，自然应当在这40年来的思想探索上留下一席之地。

2010年，40多位各领域的学者在北大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主题就是“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者戴锦华在引言中解释了为什么要讨论汪晖：“汪晖近年来的工作，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使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被命名为一种示范、一个例证。

今天，我们选择汪晖，将汪晖作为一个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并分享着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

（原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改革开放四十年”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