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3年，我们一些人开完会到圣彼得堡游玩，和李泽厚、刘再复一起转到涅瓦河畔，港口停泊着打响“十月革命”第一枪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再复感慨：“十月革命带来了这么多的问题，整个20世纪，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灾难。”这是那时许多人的感慨，我能够理解，但对于如何分析19至20世纪的进程，我心里有并不成熟的不同意见。

我曾说，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20世纪的核心，这是漫长的革命，但也是一个短促的世纪。80年代可以算作这个“短20世纪”的尾声，9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逆转。革命的20世纪终结了，但它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否定的历史。如果告别意味着不可重复，我部分同意，但如果告别等同于否定，则是不顾基本历史条件的宣言。

90年代，新的世界秩序到来了，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日益露骨的不平等结构，而且不平等关系是以完全正当和合理的形式回归的。经过了一轮否定之后，仿佛20世纪想要冲破的19世纪又回来了。

在圣彼得堡，我们这些深受俄国文学影响的人都觉得这座城市辉煌美丽，甚至比巴黎更壮阔。可到了晚上，城市是昏暗的，因为经济不好，电力匮乏。我们去看世界一流的《天鹅湖》芭蕾演出，黑市上13美元一张票，以美国标准实在很便宜了。可第二天路过售票处一问，全本《天鹅湖》实际售价55卢布，当时的汇率呢，1美元兑换1300卢布！

怎么能让人不感到心酸。以前都觉得苏联不好，换掉就完了，市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没想到实际的社会变迁是这样的。

结束旅行，我回美国。先到芝加哥，邻居住了两位叶利钦的顾问，对于苏联的分裂，他们似乎并不心痛，觉得俄国终于是一个俄罗斯人的民族共同体了。这让我很诧异。然后回哈佛，即将离开之际，发生了“莫斯科十月事件”。叶利钦用坦克轰击国会大楼，终结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

美国媒体和国家政策完全站在叶利钦一边，明确地支持暴力，说叶利钦是在“清算前共产主义分子”。为什么美国这次的反应和他们对待中国那么不同？美国对外政策的实用主义暴露得一览无遗。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促使我反思社会主义实践和新的全球化秩序，那些札记也是自我反思吧。就在这时，李旭渊来找我约稿，我就把这些笔记整合成了一篇文章，先是发表在韩国，然后在香港。

1996年底至1997年底，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住了整整一年。来香港之前，我已经应邀担任《读书》主编，考虑到文章发表可能引发的争议，我先用了笔名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发表了一稿。但我并不习惯用笔名，总觉得有点古怪，觉得应该对自己说的负责，没必要闪躲。那时韩少功在海南办《天涯》杂志，几次约稿，我就把这篇文章给他了。

少功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说现在很需要这样的文章。他非常有勇气，但也极其谨慎，对文章做了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发表在1997年《天涯》第五期上，很快引起了预料中的争议。这篇文章曾经有另一个标题，叫《市场社会的诞生与思想的溃败》，暗示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市场的诞生，知识分子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全球化的能力。

一些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自命，拒绝任何对现代性的反思，用启蒙的教条对全球化进行着玫瑰色的理想化叙述。

这篇文章检讨了不同思潮，其实我也是自我批判，因为我的思想也是在那样的脉络中发展而来的。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那个时代的审判者。

回头看这篇文章，它算是我对现代进程进行反思的一个开端，也是对当代思想讨论的一个介入。我在其中把现代进程加以总体化和再思考。这些抽象理论的东西有它的非常现实的价值。我记得《读书》组织讨论科学主义和环境问题，于光远先生跟我说，生态环境这都是发达国家才讨论的，中国现在不需要讨论这个。现在再看呢？

即便是讨论很现实的问题，也需要一定的理论视野，才能将尚未成为问题的问题问题化。重新解读历史，破除了简单的传统、现代的对立框架，从反思现代性出发，对发展主义和与此相关的生态、平等等问题加以探讨，也算是顺理成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