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四五月间，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关于启蒙的命运的讨论会。我去晚了，进会场时，李慎之先生正在发言批评我的一篇文章，他说：“去年《天涯》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要害，就是让中国脱离人类300年来走过的共同道路。作者就是现在《读书》的主编。《读书》《天涯》，南北呼应，是新左派的大本营。”

郑仲兵先生主持会议，他看到我进来了，用胳膊轻触李先生。李先生不知何意，继续批评。郑先生只好大声说：“汪晖，你坐到前面来！”

我和李先生算是熟悉的。他看见我，语气缓和地谈了一些看法。大家叫我发表意见。《读书》其实什么观点和立场的文章都有，但作为编辑，我对于有关《读书》的批评和建议一向秉持倾听的态度。至于李先生对我文章的批评，我只是说：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探索中国的发展之道，我不知道如何讨论人类300年来的共同道路。

我明白李先生所说的是启蒙理想，但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和英国是共同道路吗？贩卖黑奴的时候，非洲、欧洲和北美是共同道路吗？这300年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如今都以现代化或“现代”的名义出现，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反而变成了“前现代”，怎么理解这个新启蒙视野中的所谓“共同”？

李慎之先生说的那篇文章，就是1997年发表在《天涯》上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之后引发轩然大波，是后续一系列争论的导火索。

在那篇文章中，我对80年代以来的主要思想派别都提出了批评，比如三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新启蒙主义”思潮，以及“儒教资本主义”“乡镇企业的现代化论”和“中国后现代主义”等论述。

批评的核心，是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和方面缺少对“现代性”的足够反思，中国知识界为现代化意识形态所裹挟，在“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话语中无力分析新一轮全球化所产生的矛盾和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文章结尾，我批评了一些人不加反思地为中国提供资本主义现代性答案。

汪晖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内，他目前任该校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

这些看法如今算不上新鲜，但在90年代的氛围中，听起来有些异样。无论李慎之先生这样的老一代启蒙派，还是新一代的“自由派”，都对我的言论不满，他们对“全球化”充满了美好的想象，我却从近代历史的脉络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分析。

那天开会争论得很激烈，我一说话，就被打断，很像是“围攻”。但也有两位老先生主张让我说话。李慎之先生与我观点不一样，但坦白，什么意见都摆到桌面上来说，就这一点来说，我很尊敬他。

其实，那篇文章是1994年就完成的。1993年底，我从哈佛大学访学结束回国，正在北京的韩国朋友李旭渊让我写一篇介绍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文章，他要拿回韩国发表。答应了以后，我就想，该写些什么关于当代的问题？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三四年，对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大的震荡。我先是在北京，然后下乡到陕西商洛，1991年回北京办《学人》杂志，1992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从远远近近的角度，观察剧烈变化的中国和世界。该怎么理解这一切？那篇文章就是对我那几年的很多断断续续的想法所做的记录，是一篇思想札记而非学术论文。

除了中国国内的大事，那几年国际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动。80年代末，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心态，认为美国是我们最遥远的未来，近一点的就是由戈尔巴乔夫领导正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苏联。可短短两三年，形势急转直下，被我们寄予厚望的苏东改革，迅速垮台。尽管和苏东不同，但中国也在经济领域迅速进入全球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