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在中国国内由于政府结构和政党的政治权力，抵制呼吁可以得到很好的回应。正如“环球网”在三月的一篇社论中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情怀届时很可能会发生作用，抵制美国汽车等大路货的口号说不定就会响彻中国互联网，并得到响应。”

在外界看来，中国的消费者行为与政府驱动息息相关，民间发起的抵制与官方抵制之间没有界限。中国抵制进口商品以对其对手造成经济痛苦，通常被称为“抵制外交”。

去年由于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官媒公开呼吁抵制韩国货物和服务，韩国企业集团乐天被迫关闭了中国80多家商店，韩国旅游业遭受了近70亿美元的损失，韩国汽车品牌起亚和现代在中国的销量大幅下滑，韩剧和明星出场受限。

2012年由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中国各地发起抵制日货行动，使得日本汽车在中国的销量在12个月内暴跌32％。2016年南海冲突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对菲律宾的芒果和香蕉进行了非正式的抵制。

比起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更有发动全民抵制的能力，但是针对美国的抵制计划可能会更加艰难。在“萨德”争议期间已经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不干脆抵制美国？

摩根•史坦利分析师在7月11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2017年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收入达到4000亿美元，超过了对中国的出口（去年达到1300亿美元，如果加上服务出口，则为1840亿美元），这反映了美国公司其实在中国境内生产和销售产品比出口到中国占比更高。但反过来说，抵制这些戴着美国商标的商品，无疑将连带打击这些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中国合作方和连带商业效应。

作为经济一体化的结果，许多美国品牌在中国完全体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麦当劳在中国的特许经营权由国有企业集团中信有限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中信资本控股；可口可乐的主要中国合作伙伴之一是国企中粮集团；上海迪士尼乐园由上海申迪集团参股57%，背后股东和相关配套领域涉及众多中国国企和民营企业。

美国产品对于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的平台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有美国媒体认为，抵制耐克不会让马云和马化腾开心，中国不太可能由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而惩罚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消费者。

除了创造就业机会外，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具有关键性作用，提供投资、技术和品牌。从技术层面而言，不少美国跨国公司正在帮助中国政府开展一些重要研发项目：IBM和沃尔玛正在与京东和清华大学合作研发，以改善中国的食品安全。

美国政治媒体《Politico》认为，如果中国对美国商品和服务施加抵制，可能会赢得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国可以轻松地换掉任何一家美国公司，因为同时有一家日本公司、韩国公司、欧洲公司在待位，准备进中国开展同样的业务，从而将美国公司打入冷宫。

除了消费者抵制之外，中国政府也可以借由对美国企业监管的隐形刁难和外汇管制而给美国企业添乱，或是拒绝美国公司在中国扩张的申请，或是对在中国的美国工厂进行订单检查，造成运营的障碍。

但是《华盛顿监察者》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尽管某些行业（如美国汽车制造业）特别容易受到消费者抵制，但中国消费者必须为取代美国进口品而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依赖美国的供应链也会被严重扰乱。

尽管中国的山寨货剥夺了美国公司的利益，但大多数美国主要品牌仍然保留了在中国市场上的强大实力。如果美国公司能够保持其高价值市场的主导地位，或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企业和个人没有动力将这些美国进口货作为贸易战中的筹码。中国政府当然可以禁止这些进口商品，但这样做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愤怒”。

相比之下，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低价值商品，这可能会被来自其他印度-太平洋国家的低价值商品取代，反而有利于推动美国的地缘战略影响。与中国的贸易战虽然对美国消费者不利，因为它提高了基本商品（服装等）的边际成本，但中国并不掌握所有的王牌。中国需要经济升级，摆脱依赖低价值商品的出口竞争，因此更需要美国的高价值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