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达到了顶峰。1985年，针对日本进口的皮革制品，美国启动301条款进行制裁。日本回应，开征非歧视性关税。美国并不买账，称必须采取配额的方式才行，因为美国担心其没有竞争优势，而配额的方式可以实现贸易的精准转移，将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额度转移给美国。1986年，保护主义者推动了一项政策，要求日本市场上20%的半导体芯片份额必须由美国提供。到了1987年，美国还是没能成功地向日本出口足够的芯片。

4月份，美国制定了一项对日本电子产品更大范围的制裁措施。同样，美国也对韩国采用过301条款，迫使其开放保险市场。克鲁格曼的老师巴格沃蒂称，超级“301”条款是“愚蠢且危险”的。美国还通过了《格普哈特修正案》，专门针对那些对美国有顺差的国家，要求其在限定范围内削减一定数量的顺差，否则就会报复。要知道，1985年广场协议虽然是日方主动联络的，但其意图也在于缓解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希望其不要制裁日本。然而，一切都是枉然。

配合美元贬值和日本、欧盟等其他国家（或区域）刺激内需的政策，美国的经常账户在1991年转为正数，但1992年又转为负数，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缺口越拉越大。这一次，美国把账主要算在中国头上了。毕竟，其赤字的近一半来自中国。而这一次，触发美国国内保护主义者神经的就是08年金融危机。他们将美国国内的失衡，归因于外部失衡。

要求中国减少1000亿，或2000亿美元顺差，表明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已经从其珍视的“程序正义”，转为“结果导向”。开放贸易体系的原则是，规则，而不是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克林顿时期曾任美国贸易代表的米基•坎特（Mickey Kantor）称，他只关注结果，对空洞的经济理论和贸易规则不感兴趣。

至今，中美已经经过多个回合的较量。继500亿美元之后，7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声明，将对进口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若中方反制，美方将考虑对进口自中国的所有商品加征关税。众所周知，贸易战一定是双输的。即使在目前这个程度，已经有企业表示快要关门大吉了。

历史上，发端于贸易保护主义，并升级到军事冲突的案例不胜枚举，如西方国家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纳粹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比如中英鸦片战争等。

所以，实现自由贸易的“特朗普方案”行不通，它会使全球的贸易网络越来越复杂，而且还会增加政治风险。中美“贸易战”还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笔者认为，中美双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去讨论“公平”的细节，而是划定一条底线，即不应将贸易领域的纠纷扩大到地缘政治、军事，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

小结

从大国兴衰交替和贸易政策的选择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两股力量——经济危机和霸权衰落，推动着保护主义兴起。并且，他们往往是相伴而生的。08年金融危机就是两股力量的交汇，一方面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中国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两者的差距在加速收窄。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GDP占比从2007年的25%下降到2017年的24.32%，而中国则从6.1%上升到14.84%，差距缩小到个位数。

据北大林毅夫教授的估计，中国或在202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或许才是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的最根本原因。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阐述贸易保护主义更容易赢得政治话语权的原因。实际上，帕累托早在1927年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就举例说明了该原则的精髓：

为了解释为何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更易于为人所知，我们有必要对社会活动的一般原则做一考察。个人所选择的工作强度往往并不是与工作所带来的收益或者这份工作使其免受的损害程度成正比。如果某一措施A会使1000个人每人失去1法郎，同时使1个人获得1000法郎，后者将会千方百计地去获得此收益，而前一类人则没有什么动力去组织该项损失的发生；到最后，很可能那个想获得1000法郎的人会获得成功。

即使将上述1000元换成500，最后获胜的也可能是这1个人，但从社会整体福利角度来看，并没有实现最大化。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有益于特殊利益阶层的保护主义政策经常能够战胜普惠的自由贸易政策，特别是当经济危机给予其可趁之机的时候，或者是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时，如特朗普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将“经济安全”提高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

有意思的是，2018年7月13日，也就是特朗普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进口自中国的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增收10%关税的第二日，美国参议院以88：11的压倒性决议通过了限制特朗普以国家安全唯有征收关税的权力，这也是国会首次对特朗普征收关税的权力采取法律行动。纵使其不具备法律效率，但至少它反映出美国还有反对特朗普政策的原因。或者这只是开始。

纵观二战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她实际上从战后的全面多边自由贸易转变为上世纪80年代的局部多边和全面多边“两条腿走路”（ 1982年11月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上，欧洲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新一轮降低贸易壁垒的谈判的要求。

国会的保护主义者对里根政府施压，开始“另起炉灶”，在WTO多边自由贸易框架之外，与加拿大开始签订双边的特惠贸易协定，最后扩大为美、加、墨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所签订的特惠贸易协定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至今又发展为“三条腿走路”：以WTO为代表的全面多边自由贸易、以G7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位代表的局部特惠贸易协定，再加上针对不同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

但特朗普的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公平，而且是美国定义的“公平”。特朗普声称，他的终极目标是“真正的自由贸易”。但是，任何特惠贸易协定（如双边或区域），本质上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它建立了双重标准，而且往往是不经济的。因为它会导致“贸易转移”，而非“贸易创造”。

巴格沃蒂教授对此持悲观态度，他在《今日自由贸易》一书中引用了日本财务省副大臣2001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一段话：日本最后被迫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追求贸易自由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很担心，……世界范围内的双边贸易协定是大小形状各不同的石头，很难想象如何将它们用来建立多边自由贸易。

所以，多边自由贸易，而非歧视性的特惠贸易协议，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正确道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