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中国历史的暴民运动

仅只是外来的暴力理论和影响，不足以在中国产生如文化革命这样广泛和残暴的暴力运动。原本就深深扎根中国历史的暴民政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总结中国历史时曾说，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没有革命。因为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暴力造反，其目的都不是改变社会，而是改变皇帝。要么为的是打倒在位的皇帝，自己做皇帝；要么图的是被皇帝招安，然后升官发财。在后者，暴行针对的是所有皇帝的敌人，甚至包括外国人。

在两千多年的各色造反的历史中，充满了暴民政治的传统。其中，对文革中影响巨大的暴民政治运动之一，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期的义和团。在短短几年里，义和团屠杀了240多位外国传教士，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烧毁教堂无数；与清军联合，杀戮外国驻华使节，攻击其驻华使领馆。当年义和团的宣传说，“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女无洁意，男不嫌，鬼孩不是人所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洋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并江山。”充分显示义和团暴民的极端种族歧视，极端仇视外来宗教，和极其残酷、残暴的本质。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义和团之类的暴民造反就已经被添加上了马列主义的血统，当作反帝的革命传统，是中共革命的先驱。例如，周恩来在1955年对来访的东德总理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文革期间，义和团更是被大张旗鼓地鼓吹为反帝运动。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戚本禹，在文革期间批评电影《清宫秘史》，在其发表在中共党刊《红旗》（1967年3月30日）的文章说，“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实际上，当时所谓批判《清宫秘史》的运动，变成了鼓吹义和团暴力的工具。义和团这个历史榜样极大地推动了暴民政治的兴起、扩张和覆盖范围。许多学校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从穿衣到口号，模仿义和团的“红灯照”，在学校和社会施暴。在义和团全面排外暴行的示范和鼓舞下，外交部的造反派采取了与义和团相似的暴行：火烧英国驻京办事处（即使馆），殴打并威胁英国驻华外交官。

但是，文化革命的暴民政治与义和团的传统暴乱有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文化革命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极权主义制度下长期系统培育的，并且由领袖择机煽动起来的。

比义和团更直接、更有力的榜样，是毛泽东曾经亲自领导的湖南农民暴动。农民暴动的基本特点是针对有产阶级施行暴行和恐怖政治，以暴力剥夺财产，以恐怖的方式进行打击和统治。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刚刚兴起时，范围只局限于校园，方式只限于大字报和批判会。

江青、康生等文革小组领导们，在公开集会上引用毛泽东30年代发动农民暴动的言词：“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一方面煽动“革命小将”的情绪，另一方面以实例，教授施行暴力的方法。告诉红卫兵、造反派们，能使用暴力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的进步，离不开对文革的反思。认识文革的历史渊源和运行机制，是保护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防止文革复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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