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曾估计，2013年的宏观税率已高达45.6%。现在根据2017年的数据（国企部分用2014年数据），一般财政预算支出203330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60700亿元，国有企业的机会收益8.6万亿，社会保险基金累计余额7.6万亿，共约426030亿，占当年GDP比重高达51.5%。在2013年的基础上重上加重。

我们已经知道，税负就是公共服务的价格，它必然进入每一个企业和公民的成本之中。一个产品或服务由多种要素贡献而成，其中大部分要素是竞争性的，所以相对价格能稳定在一个既定的水平上，甚至有所下降；

但有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要素如不加以管制，则会将价格提高到垄断价格的高度；而公共服务的价格则是强制性垄断价格，不仅需要支付，而且不能不支付。当公共服务的相对价格（即占GDP比重）提高十几个百分点的同时，就是企业或个人的盈利空间减少十几个百分点。终有一个时刻，他们的利润空间被挤压殆尽。

有证据表明，随着税负的增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调查课题组”的《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税负报告》给出的数据表明，对应着税负的逐年增加，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从2009年的10.68%下降到2016年的7.12%（2018）。见下表。

假定资产负债率为38%（汪娴和王凯，“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分析”，《科技经济市场》，2017年第8期），则估计出净资产收益率，减去由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再减去中国股票市场合理的风险溢价，则可做出判断。

我们看到，自2012年以来，制造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和合理的风险溢价已经是负值。其含义是，这些企业的资本已不能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平均的市场回报，还不如按商业银行的利率水平进行一年期的贷款业务。这表明，就是在这几年，不受约束的税负增加已经挤掉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应该注意的是，这只是平均值。如果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呈正态分布，如果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和合理的风险溢价为零，则大约一半企业的资本收益低于市场合理水平。用2012年至2016年的平均值－2.6%估计，这样的企业比例就会大幅度增加。这是因为如果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呈正态分布，它们大多集中在平均值附近。

如果平均值向负的方面移动，即使很小，也意味着有明显多于一半的企业资本得不偿失。如下图。

如果一多半企业的资本处于得不偿失状态，他们就会停止生产，遑论投资。这会导致衰退。问题是，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更糟的是，这样一种趋势不仅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在加速。据国家统计局，今年上半年的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增长了7.8%，而GDP则只增长了6.8%。而据财政部，今年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8130亿元，同比增长37.3%。两者相加同比增长了10.5%。

更有一种“税改方案”，在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同时，将社会保险的收缴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移交到了税务总局，这导致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对社会保险金额的提取的基数就不是原来的基本工资，而是全部收入；第二，税务总局收缴具有强制性，原来不愿意加入社保的企业或个人就不得不交纳社保费。

这会使宏观税率进一步上涨。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险不应是一种强制性征收的税负，而应留有让企业和公民自愿选择的空间。

许多中小型民营企业对付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灵活雇用工人，不交社保费（工人也不要），在萧条时才能安然渡过。因而这种改变不仅不是一个正向的改革，却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