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有证据表明，随着税负的增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不受约束的税负增加已经挤掉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简单地说，“中国奇迹”的原因就是市场化加低税负。市场化的道理我们已经懂了，它既能激励我们的工作，也能极大改善资源配置。而那个指导资源配置的价格体系，也是在成千上万的人互相交易中形成的。更长远的看，市场制度还能促进技术创新和专业化，进而也能推动制度的变迁。

那么“低税负”是什么意思？税负对应的是公共服务。包括保护产权、维持秩序和公正裁决的公共服务需要资源来支撑，所以税负就是公共服务的价格。因为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公共服务提供的条件，所以税负就是任何产品中必需的成本。当税负——公共服务的成本低廉时，其它生产要素的报酬就相对高，要素的所有者就有更大的动力进行生产和投资。

如果税率只由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自己决定，就不会低。因为公共服务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政府行政部门会定一个垄断高价，并且还可以强制执行。那么，低税负是怎样决定的呢？理论上讲，在一个法治社会，税率由民众的意愿决定。具体形式就是民众选代表，代表定税率。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并不具备这样的制度条件，怎么就形成了低税负？

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参照系是计划经济，效率极低，不仅民众穷困，政府官员也不富裕。

据说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出访英国，发现英国的清洁工人的工资是自己的六倍，大吃一惊。因而，当市场经济的效果刚开始显现时，政府部门参照计划经济时的收入规定自己的收入，虽然在绝对量上比以前有很大改观，但仍处于一个低税率的水平上。

这被统计数字所印证。从1978年到1995年，财政收入逐年显著上升，但税率（财政收入/GDP）在逐年下降，直到1995年低至10.5%。这当然是狭义的税率概念，但也足以反映税率的下降趋势。正是这样的低税率配合市场化改革，才造就了中国奇迹。

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焕发出越来越高的效率，涌流出巨大财富。政府部门的参照系也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变到市场经济本身。在这时，税率仍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仍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政府行政部门即使不是有意的、也是经济人本性驱使它逐渐增大宏观税率。

这包括以税收为主的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以土地财政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企业占有的资源和资产的机会收益，以及医疗养老保险。从1997年到2017年，一般财政支出从占GDP比重的11.7%增加到24.6%，提高了12.9个百分点。

自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住宅商品化，土地价格显著上涨，也开启了政府行政部门从中分割利益，即土地财政的阶段。对于这一部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分割，中国更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因而土地财政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从2010年的2.8万亿增长到2017年的5万亿。

据李扬的研究，国有企业的净资产也在逐年显著增加，从2012年的46万亿上升为2014年的69万亿（《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43页）。

按照合理的利润率，即无风险利率加上合理的风险溢价（廖理和汪毅慧，“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研究”，《金融研究》，2003年第4期），约为6.15%加6.38%等于12.53%估计，如此巨大的净资产的机会收益应有数万亿。见下图。这也是宏观税率的一部分。

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累计余额，自1997年以来更是一路飙升，从832亿上升为2017年的7.6万亿，比一年的社会保险收入还要高。这是徒然占有社会资源，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却并不发挥作用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