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起社会事件的发起都是左翼学生，至少从我对北大学生的观察是如此。属于自由派的学生本来就少，即便有也未必敢公开说话，一般都走体制内的“法治路线”，没有结果也就作罢。绝大多数学生似乎没有什么想法，即便有也不会公开表达。只有左翼青年不止敢说，而且敢于行动。自由派要承认，关注底层社会民生的确实是左派居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可能还算是体制边缘上的受益者，和底层是有利益冲突和立场隔阂的。

这本身没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被短期利益所蒙蔽，看不到和所有人共享的长远利益，则又变成了另一种短视机会主义。左右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打得不可开交，正是某些人乐见其成的。表面上，今天你赢了，明天我赢了，其实最后都输了。当然，言论在原则上是自由的，对于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必须放开辩论，但措辞能否注意一点、多给对方一点面子和空间、不要习惯性地把意见不合者定性为弱智、懦夫或邪恶？

我只是希望左右都能意识到意气用事或短视机会主义给自己带来的害处，相互之间释放一些善意，结束没有必要的敌对状态。

毕竟，无论左右，都在“同一条船”上，以后都还要“同在屋檐下”生活。

在过去四十年经济改革过程中，左右分野从萌生到急剧扩大，似乎已呈不共戴天之势。但是在最近五年的高压寒流下，各自都在抱团取暖，好像左右关系反而有所缓和，仿佛冰窖之内有一股小小的暖流，在回暖左右这种高度冻结的状态。这也许是我们走向契约社会的一个机会。虽然左右在具体立场上不一定能达成什么共识，但对于这个国家最基本的一些方面还是可能达成共识的。我认为这是“牛津共识”的意义所在。

五年之后，对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共识、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时代需要我们做什么，都要有更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跳出这个民族的千年魔咒，共同构建一个正当的文明秩序所必备的社会契约。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张千帆（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