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政策，至少有四个人对白宫主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亡于中国：美国是如何丧失制造业根基的》一书作者、总统贸易事务顾问彼特·纳瓦罗、声称美中两国正处于“经济战之中”的白宫前首席战略幕僚史蒂夫·班农、《华尔街日报》前常驻中国记者、现任总统东亚事务特别助理的马修·波廷格，以及曾著有引起巨大争议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的地缘战略专家让·J.米尔斯海默，一名著名的“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

在米尔斯海默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一书中文版的前言里，米尔斯海默写下了这样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未虑及中国，但是我们的分析对未来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却具有重要意义。”“担心美中注定要成为对手的读者应该希望，以色列游说集团继续成功地捍卫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因为这一政策有利于中国。”

据我观察，很少有中国学者对这个断言进行过研究和评论。为什么以色列游说集团能够使美国保持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会有利于中国呢？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美国因以色列的关系而深陷中东的话，就无暇顾及东方的中国。真的吗？还是另有一些属于“政治不正确”的判断，这位已经多次被攻击为“反犹”的学者未能坦言？

正好在这本书出版十年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而由于特朗普的当选、上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这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研究界的共识。

世界主要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昔日的盟国似乎正在变成“对手”，而昔日的敌人，却在试图握手交谈……意识形态对立正在削弱、国家利益冲突正在上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悲观的预测，甚至开始出现“大萧条”等字眼……“不确定性”似乎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世界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这个转折的起点，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掀起了一场以“民粹主义”为特征的“反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最近进入了加速期：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特朗普一手挑起的一场“贸易战”：并非仅仅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而是针对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几乎全世界的全方位贸易战。

这是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个全新的国际格局。正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正在推行改革与开放政策之际，中国也曾面对一个在当时属于全新的国际格局。当时美国与今天一样，选出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执行了一系列以保守主义为特征的强硬政策，对内推出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对外针对苏联推出了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而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也出现了一位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开始推行一系列以“亲西方”为特征的“缓和”政策；对内全面展开所谓“改革和公开性”的重大变局、对外则力主苏联要与美国以及西方全面缓和。

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在经济上迅速扩大与美国的交往，而另一方面则改善和恢复了与苏联这个北方巨人的关系，从而为中国的经济爆发性增长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国际环境，赢得了几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为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奠定了基础。

历史往往会出现类似的重复。今天的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非洲、中东等地区，几乎都面临着经济政策上的选择。而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上台，使全世界都被逼着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经贸关系？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甚至可能是民粹主义）国家，在经贸领域正在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我们怎么办？从现在到特朗普本届执政剩下的不到三年时间里，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和“特朗普效应”，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设计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要寻求这一历史难题的正确答案，我们首先必须认清一点：特朗普的“敌人”究竟是谁？如果美国似乎有且不止仅仅有一个“敌人”，那么，中国到底是否正在被特朗普视为其“最主要的敌人”？为什么？如果不是中国的话，那么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敌人”又是何许人也？

“……只有永恒和永久的本国利益”，我相信，我只须引用这句名言的半句，读者们也一定知道它的出处和它对于整个西方外交的意义。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也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今天的世界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重温毛泽东和邱吉尔的名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从中国的角度、中国的利益出发来看，我们似乎并没有将美国视为我们的“敌人”。正如国家主席中领导人所言，“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把美国视为我们的“敌人”。事实上，中国希望与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起建立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分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命运”。

问题是，特朗普是否将中国视为他的“敌人”？特别是“最主要的敌人”？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在处理特朗普强加给中国的贸易战、对未来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其他中美之间存在（或根本就是美国蓄意“制造”出来的问题）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将中国视为“敌人”，和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两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言而喻：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当然代表着美国；而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新崛起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着“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论述。最近美国《外交》杂志对34位“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咨询，认同和反对“中美国家利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兼容”的美国专家恰好对半。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从美国国家角度出发，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显然，作为美国国家领袖，特朗普也肯定会将中国视为“敌人”。这是无疑的。

但问题在于，特朗普眼中还有哪些国家被视为是美国的“敌人”？中国在其中占一个多大的比重？作为一个商人政治家，他是否将中国视为他个人的“最主要的敌人”？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那样，任何事务，当我们把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情况重新审势一下的话，是非常有益的。

作为总统，特朗普既是美国整体利益的代表，但他也是“共和党总统”，因此特朗普当然也是美国部分集团利益的一个代言人；他和他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并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这是西方民主体制本身的特性所导致的一种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总统采取的政策应该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必须符合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然而问题是，两者有时并不是完全重合的。而今天，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恰恰就是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找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出，特朗普是否将中国视为他的“最主要的敌人”。

特朗普在发动“世界贸易大战”时的目标是非常简单的：凡与美国存在着贸易顺差的国家，无论是盟国还是其他关系的国家，都是美国的贸易战对象。以贸易划线，与冷战时期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在批评美国和西方不应用冷战思维来对付中国时，我们其实也不应以冷战思维来研判对手。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存在着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而其他领域的对立，其重要性可能早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比如宗教的对立、族群的对立、跨国公司利益之间的对立……甚至包括生活方式的对立等等。

要知道，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仅仅七十年而已。而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对立，早在1840年时就已经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苏联解体以后，早已在意识形态上成为西方的同路人。但西方与俄罗斯的对立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