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真的存在吗？

“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与现存大国存在竞争，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现在，高至庙堂之上的顶级教授，低至江湖之远的出租车司机，都大谈“修昔底德陷阱”，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两国的关系。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似是”部分显而易见，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竞争；但“而非”部分，则大谬且不易察觉，因而更加危险。“修昔底德陷阱”暗藏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竞争只存在两个大国之间，其他国家要么袖手旁观，要么选边站队，势均力敌。

但是，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而是在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部分国家之间。没有什么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中国模式挑战整个华盛顿模式。

华盛顿模式囊括了所有的发达国家。作为常任理事国，进入绩效合法性路径依赖的中国，不再需要亚非拉的投票，但却离不开全球市场，特别是富裕国家市场。这个市场有创新、有技术、也有庞大的消费群体支撑技术创新。反观俄罗斯、非洲、中东、中欧，亚洲的一部分国家，从GDP总量、政治、技术、契约意识等多个方面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来看，比起华盛顿模式国家差得太多。

这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多助与寡助之选。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理应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中有合理且与其实力相称的发言权。中国可以挑战美国、超越美国，但是中国不可能挑战华盛顿模式，挑战世界。对于华盛顿模式而言，“全球化的中国”，还是“中国的全球化”、“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回答。

值得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把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戒备，解释成为对中国的民族、文化的戒备。这也即著名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观点。不过正如汤一介的看法：虽然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有专制、暴力的一面，但作为民族理念形态，也有“和为贵”的包容性。所以，虽然中国的汉文化、儒家文化的确不同于基督、罗马文明，但儒家文化的中庸，非但没有形成冲突，反而调和、缓冲了非民主、共产主义特质与西方的冲突。

对抗的演变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压力还远未见顶。

虽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预期几乎全盘落空，但中国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绩效合法的路径。中国还可能像朝鲜那样进行苦难行军吗？前方的路虽然不明朗，但要往后退，却几乎不可能了。中国离不开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性。

更重要的是，经贸关系使得互补性压倒对抗性，随着经贸降温，互补性给对抗性的滋养降低，这也意味着，对抗性的成分越拉越大，对抗性压倒互补性，这个时候意识形态对抗必会出现，意识形态话题会极剧增长，中美关系就会完全翻转。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对抗，在当下来说，并不对等。管制言论、高税收、政治经济上的统御，本质上是一种动员。与此同时，华盛顿模式在立法、行政力量的决策过程、选举过程中，仍然充满争执与吵闹。有些人把这视为“纸老虎”、“经受不了苦难”，中国模式可以依靠“共度时艰”的高动员状态获得胜利。

把这视为华盛顿模式的弱点是错误的。这种弱点是阶段性的。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这种状态意味着实力层面的巨大的差距，一旦中美关系翻转，华盛顿模式跨越动员门槛，压力会继续增大。

意识形态对抗中，通过短波、越墙互联网、低轨互联网直接施压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些脆弱点，如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留守儿童、农二代打工者、对上访群体、LGBT群体，喊话呢？此次疫苗事件之后，网上流传着伪造的特朗普相关推特，那么假设一下，如果他真的发了呢？

即便考虑到中国人具有更大的耐受性，但改革开放多年，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国能够承受随之提升的动员状态吗？

中国梦还是中国人的梦

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果是GDP总量意义上的复兴，那么，现在以美国60%的体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独立建造飞船、航母、战斗机的国家，已然实现复兴。如果复兴的目标更进一步，则必然是追求科技、军力、国力的全球第一。这就必然是“中国模式”挑战美国以及盟国的华盛顿模式，以及二战后全球秩序。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对西方有着屈辱感，抱着敌视态度的国家，这种挑战意味着什么？

如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内部导向型的目标，是人均GDP意义上的复兴，那么与中华民族这种集体性的概念，在逻辑上就有不自洽之处。人均GDP意义上的复兴，即便抛开政治指标，指向的应该是，人均寿命、医疗开支、治安、教育水平、人口更替率、安全感、平等感等指标，那么更合适的称呼是“实现国民幸福”、“幸福中国人”等更具个体化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中国的发展目标更加关注个体，中国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国内经济增长空间与国际经贸与政治空间，实现世界政治经济的更大程度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