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之后，世界贸易格局剧烈变化。随着多个双边零关税协定的推进，使中国获益良多的WTO会被逐渐边缘化。站在这个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中国何去何从？我们须超越贸易层面，更深层次的认识中美关系、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关系。

唯物辩证法有“相对的同一，绝对的斗争”之说，中美关系亦是如此。

互补

简而言之，华盛顿模式的特征是个体高自由度、高人权状态、小政府；而中国模式则是低人权、低自由、大政府模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承接西方技术扩散。在这个阶段，低人权、大政府的中国模式，具有很强的优势，可以实现快速追赶。甚至在创新领域，依靠国家投入、经济规模优势、科研去意识形态化等措施，也未必落后于华盛顿模式。

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后，中国模式向西方提供给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经贸关系变得密切，甚至于形成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局面。同时中国模式通过缩减福利、减少消费、增加投资，倾向重工业等方式加速吸收资本与技术，迅速增强自身的实力。2025规划的经济因素，正在于此。

在非民主机制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虽然这会减少民众福利，但迅速发展的经济与技术做大了蛋糕，民众察觉到的生活与福利水平是提高的。

以上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性。

矛盾

矛盾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中国模式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基因，最终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矛盾的历史路径。进入改革开放，特别是全球化后，矛盾有了新的机制。

低自由、低人权、高统御才能抑制工资，是双方互补的基础，但在中国内部，这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户籍、留守儿童、高税负低福利等现象，相对于华盛顿模式，就形成道德劣势，进而产生内在压力，使得中国模式需要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强调“另一条道路”。但道路的尽头，逻辑推论必然是“我们是对的，你们是错的”，即“华盛顿模式是错的”。

所以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矛盾与对抗，既源于历史，也内生于两种模式的互补性中，是根本性的。

这种对抗性并不仅仅指向美国，也指向整个西方世界，并有意识塑造一种奇怪的历史观：作为二战战胜国、常任理事国、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技术扩散的受益者，中国却把与西方的关系定位在200年前的八国联军时代，然后衍生出中国民众普遍的对西方世界的屈辱感与对抗心态。于是，中国人看世界时，屈辱与自豪、焦虑与“厉害了”、阴谋论与“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并存。汇率波动、美联储政策，往往被解释成对中国的攻击；谈到日本广场协议，中国人比日本人还情绪化、也更倾向于阴谋论。这种不信任感，反过来在政策上，就指向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这就是2025计划的政治因素。

所以对抗性既源于历史，也有现实政治的需要。

脆弱的均衡

低廉劳动力与人权问题、反西方是中国模式不可分割的两面。对于这一点，即便美国的政治精英没有明白，也会通过利益渠道，传导到民主政治中。当互补性压过了对抗性，美国政治议题中对中国持消极态度的声音变弱。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兴起给中国制造了战略崛起机会。“中美国”均衡由此形成，这期间那怕出现过重大事件，负面影响也很快消除。久而久之，变为理所当然。

中美贸易的逆差，很强的转移性，很多是外国公司生产，利润也是外国公司拿走大头，且提供低廉价格的产品。但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中国实力增强。从这个角度，中美的互补性滋养了中美的对抗性。

由此，均衡必然会逐渐失衡。